乐活--背叛大哥的日子:拍片不为艺谋,电影再无凯歌(上)

[电影]背叛大哥的日子:拍片不为艺谋,电影再无凯歌(上)
喷嚏小乖 发布于 2019-7-27 23:22:00
中国电影有两座高峰,《霸王别姬》和《活着》。这两部电影的导演分别是陈凯歌和张艺谋,编剧是同一个人——芦苇。

 

将他们集结起来的,是三人共同的大哥:吴天明。

 

微信公众号:叉烧往事

作者:@叉少

 

 

电影是合作的艺术,这几人的合作创造了中国电影的辉煌。后来,大哥离开,几个兄弟各自分散。再度聚首时,大哥瞧不上小弟的“大片”,小弟也不再听大哥的话。中国电影没能再出现一部《霸王别姬》。

 

本文略长,建议用好微信浮窗。

 



求学



1971年,二十岁的张艺谋结束农村插队,进入陕西咸阳市棉纺八厂,成为一名纺织工人。他每天把百十斤的原料包扛进车间,再把四层厚的劳动布撕开,干的是纯体力活。

 

经过几年努力,他被调进织袜车间,才真正从事了点儿创造性工作——每月设计四种新的袜子图案。

 

张艺谋不甘这种生活,弄起摄影。这是个烧钱的事儿,他卖了血,换来一部相机。女友肖华知道他宝贝那台相机,拿蓝色的劳动布给他做了一个相机包,里面还精心缝了棉花。

 

张艺谋拍出的相片在工人手中传阅,也不时发表在报刊上。

 

 




< 年轻时的张艺谋 >

 

1978年,张艺谋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以下简称北电)。当时摄影系的年龄限制是22岁,28岁的张艺谋超龄被刷掉。他不认,在北京西安跑了几个来回,最终通过肖华的姐夫,把摄影作品递到了文化部部长黄镇手里。黄镇欣赏张艺谋的作品,亲自下了批文:“年龄大了,读四年太长,两年也可以嘛,人才难得。”

 

接到指示,北电给棉纺厂发了公函,让厂工张艺谋携带户口和粮油关系去北京报道。学校谨遵部长指示,给了张艺谋一个附加文件:“仅同意其旁听两年,而后自谋职业。”

 

张艺谋要去北京念大学了,女友肖华怕他见了世面就甩了自己,整日不展愁眉。张艺谋说自己不是薄情人,去北京前,先拉着肖华扯了证。

 

为应付人情礼往,张艺谋买了几打自己出品的尼龙袜子,告别妻子,跨进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

 

与他同时进入北电的大龄考生还有一人——陈凯歌。

 

陈凯歌出生在艺术世家,父亲是著名导演陈怀皑。初中毕业后,陈凯歌到西双版纳农垦局当工人,砍了几年树。后来当兵转业,去了北京电影洗印厂工作。

 

陈凯歌文笔极佳,写作文一绝,他想当然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坐进考场,看到考题,陈凯歌满眼发懵,才知道写作文和考北大不是一回事。

 

多年以后,陈凯歌忘了这个教训,觉得写好作文就能写出好剧本。

 

考北大失利,陈凯歌报考了北电导演系——因为不考数理化,且年龄限制高(26岁)。

 

考试时老师问陈凯歌什么是电影节奏,他不知道,但是为了面子硬答一通。第二天收到来信,他被淘汰了。

 

让陈凯歌意外的是,过两天他又收到一封信,说电影学院扩大招生,让他去参加复试。

 

进了北京电影学院,陈凯歌问老师,为什么头一轮就把他刷了?老师说:“我原指望你说你不懂啊,你不懂我们就能教你了,你说了那么多我还教你什么呀?”

 

陈凯歌的“显摆”差点断送他的前途。但他说,如果再来一次,他还得显摆。

 

 




< 年轻时的陈凯歌 >

 

那年入学北京电影学院的还有田壮壮、顾长卫、张军钊、何群、李少红、刘苗苗、彭小莲,他们同为杰出的第五代电影人,只是这些人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在此一笔带过,他日另作详述。

 

说回正题。1978年,陈凯歌、张艺谋聚首北电,此时的芦苇还在陕西老家待业。

 

芦苇与张艺谋同年参加工作,但工作第一天上了四个小时班,芦苇就辞职了。辞职原因很简单——不能读书。芦苇回到家,啃了四年老,他终日读契诃夫、罗素、维特根斯坦,忙着解决自己的价值观问题。

 

街道办干部得知芦苇的情况,深感同情,本着关怀大龄待业青年的人道主义精神,把芦苇塞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西影厂)。此时的吴天明已在西影厂工作多年,即将执导个人第一部影片。

 

进厂后,芦苇每日颠勺炒菜,干了两年炊事员。直到张艺谋、陈凯歌入学那年,芦苇才被调去美术组,做了绘景。

 

相比考上北电的张艺谋,芦苇的机遇差了不少,但考上大学的张艺谋过得也并不轻松。

 

进入电影学院,“厂哥”张艺谋第一次接触外国电影。在屏幕上看到比基尼和直升机的他被震到说不出话来。一回宿舍,张艺谋就迫不及待跟同学谈论。路过的陈凯歌和田壮壮看到,相视一笑,说:“刘姥姥来大观园了。”

 

张艺谋年纪大,又做了三年农民七年工人,在学校经常被同学嘲笑。遭受“校园霸凌”的他差点打包回了西安。

 

好在张艺谋是个硬汉,在北电的日子加倍用功,买不起摄影书就生抄20万字。考完试,张艺谋各项成绩都很好,慢慢受到同学敬重。

 

曾嘲笑过张艺谋的陈凯歌在摄影展上看到他的作品,觉得此人不是等闲之辈,心里生出几分敬意。

 

两年过去,别的同学正读大二,特批入学的张艺谋却面临着学业中断。他难过,跑去隔壁导演系找田壮壮诉苦:“哥们儿这一走,可能就回不来了。”

 

所幸电影学院给了机会,张艺谋及时转正,念完了大学四年。拍摄毕业作品时,张艺谋加入田壮壮导演的《红象》剧组,去云南拍片。

 

 



< 张艺谋(右四)拍摄毕业作品 >

 

后来拍出《大宅门》的导演郭宝昌看到这部片子时惊了:“我操,看到那画面我就傻了,中国他妈的要出大师了!”

 

从云南回到北影,张艺谋和陈凯歌一起看了《红象》的样片。陈凯歌评价不错,张艺谋却未觉满意。

 

陈凯歌对张艺谋说:“八二届153个同学,有一点数你最强烈——心比天高。”

 

临近毕业,学校老师说,可千万别觉得自己了不起,毕业进了厂子,不熬上十几二十年谁也别想掌机。

 

张艺谋算了算年纪,感觉前途又灰暗起来。





相聚 



1982年,北电78级毕业,根正苗红的田壮壮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北影),陈凯歌进了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顾长卫去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受“非正常入学”的影响,张艺谋被分配去了广西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广影)。

 

80年代动乱结束,百废待兴,人们对文艺生活来者不拒,谈恋爱都要拿一本尼采、弗洛伊德。

 

拜新风潮所赐,加上广影厂长韦必达赏识,张艺谋刚毕业就担任摄影,掌机拍摄《一个和八个》。

 

几个人向厂长表决心,剃了光头要拍好电影。一伙人坐火车去拍摄地时,还被警察误认为是流氓团伙给抓了。

 

 



< 《一个和八个》 >



《一个和八个》拍摄完成,第五代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问世。

 

1983年,广影看中了西影的剧本《黄土地》,准备筹拍。摄影敲定了陕西人张艺谋。导演一时没有合适人选,张艺谋推荐了同学陈凯歌。

 

彼时陈凯歌在北京,但不像张艺谋在广西厂受重用。厂里前辈林立,轮不到陈凯歌发挥。广影惜才,花四倍工资把陈凯歌从北京借调出来。

 

广影厂长踌躇满志,派遣得意人选奔赴西安,等候他们凯旋,却不知此行是“放羊入虎口”。

 

1983年10月,43岁的吴天明出任西影厂长。那时西影影片拷贝发行量全国倒数第一,全国上座率最高的10部影片没有一部出自西影。许多西影厂的职工去北京出差,都把胶片筒上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几个字朝里贴着裤脚,生怕丢人。

 

出任厂长前,吴天明已经是成名的导演,以脾气火爆著称,见到不称职的领导就直怼,在厂里树敌无数。有次一句话差点把领导怼哭了:“我不当领导还能做导演,你不当领导什么也干不了。”

 

出任厂长后,吴天明悄悄地对身边人说:“兄弟,以后西影厂是咱们的天下了。”

 

接手时,西影厂里的干部平均年龄50岁,厂子管理混乱,士气低下。吴天明召集全厂职工开会,当天,厂里所有中层干部就地免职,空出的职位全部让给年轻人。

 

求贤若渴的吴天明,正赶上广影将张艺谋、陈凯歌拱手送上。

 

 




< 拍《黄土地》时的张艺谋陈凯歌 >

 

来到黄土高原选景的陈凯歌、张艺谋没了盘缠,车也坏了,饿着肚子拄着拐棍走到西影,投奔吴天明。吴天明给了几人两千块钱,又安排食宿,协调出一辆吉普供他们采风。

 

改变中国电影格局的力量首次在西影聚齐。

 

有人说,中国电影的辉煌始于1983年。确实,这一年“电影教父”吴天明出任厂长,张艺谋与陈凯歌双峰聚首,拍的是震惊世界的《黄土地》。

 

在中国电影的高光时刻,未来的第一编剧芦苇却因流氓罪“进去了”。

 

那会儿正是严打时期,芦苇“顶风作案”,参与地下舞会,和陌生女人跳贴面舞。组织舞会的女老大马燕秦先一步被枪毙,曾参与跳舞的人也被列上抓捕名单。8月中旬,警察封了街,开始抓人。

 

得到风声的人都跑了,芦苇错误地估计形势,觉得跳跳舞犯不着逃跑。他一人坐在宿舍进行思想斗争:是自首呢,还是跑呢?没等他想明白,公安已经进了屋。

 

芦苇一身劳动布工装,长相也朴素,咋看不像跳舞的,公安连问好几声:“你就是?”芦苇生怕长官否定了他的艺术气质,连连点头,说是我是我,我就是跳舞的。

 

芦苇被带走了,在里面蹲了11个月。

 

 




< “严打”时期公告 >

 

世间福祸难料。出了监狱,芦苇成了名人,十里八村的文艺青年都敬他一声哥。甚至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这段牢狱之灾始终隐隐发挥着余热。

 

芦苇出狱时,《黄土地》已经拍完了,陈凯歌被北影厂当宝贝一样捧了回去。陈凯歌原本是北京人,留不住,吴天明把挖人的心思全放在了张艺谋身上。

 

毕业时张艺谋一心想来西影厂,无奈当时厂长不是吴天明,挑人时没要他。错失张艺谋成为吴天明最大的遗憾,看完《黄土地》,他决计要把张艺谋留下。

 

吴天明拍《人生》的时候就想找张艺谋来做摄影师,但张艺谋在广影拍戏,吴天明憋着没拆广影的台。拍《老井》时,吴天明跟张艺谋说:“你必须来帮我,你来做摄影,咱们一块把这个戏弄好,弄完以后你爱到哪去到哪去。”

 

嘴上是这么说,但吴天明一心还是想把张艺谋弄到西影来。

 

第一步,就是把张艺谋的老婆肖华弄进厂。没地方交割,就放在宣发处当资料编辑,那种编辑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好几个吴天明想弄来的文人的老婆都在宣发处,路遥的老婆也在。

 

为了张艺谋,吴天明和广影结了梁子。

 

 



< 张艺谋与吴天明 >

 

1983年底,《一个和八个》被当做“精神污染”的典型批判,广影厂长韦必达站出来力挺年轻人:“对青年人要关心爱护,如有错误我厂长负责。”1984年7月,《黄土地》送审时遭电影局领导无端指责,韦必达又去和领导争吵。

 

因为这两部电影,韦必达被调离一线,广影由高厂长接任。

 

张艺谋给老厂长韦必达写信说:“也许,我们将来可能成为艺术大师、名人,但我们永远记得当我们年轻时,我们是怎样起步,有人曾小心翼翼地搀扶我们……我们也有年迈花甲之时,但我们会想起我们的《一个和八个》,我们的《黄土地》,我们的广西厂厂长……”

 

韦必达离任,吴天明点名向广影要张艺谋。接任的高厂长打死不愿意,说当时张艺谋一心想到西影厂你们不要人家,我们广西厂这么穷的小厂,把凯歌、何平他们八个人都要了,你们看人家现在成了气候,眼馋了。

 

有一次开创作会,西影宣发处处长柏雨果(张艺谋老婆与路遥老婆的上司)和高厂长碰了面。开完会,高厂长说:“柏处长,你回头跟你们吴厂长捎个话。”柏雨果问捎啥。高厂长说:“你告诉吴天明,他很无耻,很不要脸!”

 

吴天明不在意这些细节。对新人的任用让他不亦乐乎,他给顾长卫分了房子,保着黄建新拍了《黑炮事件》。厂里的年轻人如鱼得水,老员工愁云惨淡。

 

一位厂里的老员工找到吴天明,一进门噗通就跪下了,说自己一辈子没拍电影,马上要退休了,求吴厂长给个机会。吴天明知道他才华平庸,也给他跪了下去,说你一辈子没拍,也不差这几年了,还是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吧。两人跪在地上对视好几分钟,老员工自知遇见了狠角色,起身悻悻离开。

 

西影厂里一部分人在吴天明的保护下奋勇向前,另一部分人天天告状,想尽办法让他下马。调查组来了三波,还好调查结果一致——吴天明功大于过。

 

十年动乱结束,第四代导演正准备施展抱负时,第五代导演却迅速崛起。用张艺谋的话说,“第四代导演在我们刚刚起步的时候,基本上就被我们拍死在沙滩上”。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电影厂厂长能够决定电影人的命运。吴天明没有打压新人,反倒是给了他们最大的支持。

 

吴天明上任两年,西影厂影片的拷贝发行量由全国最末跃至第一,利润翻了两番。上海发出“西望长安”的惊叹,北京则传出“中国电影的希望在西北”的呼声。

 



愿为大哥肝脑涂地



1985年,陈凯歌拍出《孩子王》。吴天明对张艺谋说,咱还拍啥,差得太远了。张艺谋触动很深,也想着和陈凯歌较一把劲。

 

此时张艺谋应约回到西影,帮吴天明拍摄《老井》。

 

吴天明派张艺谋和几个人去选角。现场乌泱泱来了几千个人,张艺谋和他们一一握手。回到宾馆洗手,洗出几大盆黑水,男主角还是没有着落。

 

吴天明想来想去,只有张艺谋当过农民,又有那股劲头,决定男主就是他了。张艺谋懵了。“头儿,我没学过表演啊。”

 

但张艺谋知道这是一次机会,答应下来。

 

接下任务后,张艺谋每天抗着上百斤的石板,走十几里山路。为了让皮肤粗糙,一有时间他就抓两把砂土放在手里来回搓。拍井下被埋那场戏之前,为表现出奄奄一息的感觉,他3天没有吃饭。

 

当年,张艺谋拿血换了一台相机,1985年,又拿命换了一个东京电影节影帝。

 

 




< 张艺谋与吴天明拍摄《老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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