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活--听听《美国工厂》的导演怎么说这部电影

[电影]听听《美国工厂》的导演怎么说这部电影
喷嚏小乖 发布于 2019-9-4 21:39:00

微信公众号:虹膜

 

作者:Joshua Encinias


译者:易二三

校对:陈思航

来源:Filmstage



译者按:《美国工厂》的片名颇有意思,毕竟一度以「工厂」闻名世界的是中国,而这部片子记录的是中国企业家拯救美国倒闭工厂的故事,并呈现了中美文化的激烈碰撞。除了文化冲突,影片还进一步让人们抛开国族身份,从更多元的角度去思考制度和人性。



以下是Filmstage网站对它的导演:史蒂文·博格纳尔和朱莉娅·赖克特做的采访,正如他们所说,面对问题不是要去站队,而是去观察、甚至亲历,「公平地对待对立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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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大西洋月刊》的一封信里,佩内洛普·格利斯特芬柯写道:「中国是一个新的美国。美国则是新的苏联,墙正在闭合。」朱莉娅·赖克特和史蒂文·博格纳尔合作的新纪录片《美国工厂》——或许没有这种意图——为前面这句话提供了有力的例证。

史蒂文·博格纳尔和朱莉娅·赖克特




《美国工厂》是他们时隔七年推出的新作,上一部《最后一辆车:通用王国的破产》提名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记录了2008年俄亥俄州莫瑞恩的一家通用汽车工厂的倒闭,以及在其之后的社会、经济和精神层面的震荡。



时间快进到2015年,由曹德旺担任董事长的中国的玻璃企业福耀重新利用了通用工厂的旧址,创办了福耀美国。福耀本该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然而却导致了中国职业道德和普通美国工人的劳动预期之间的文化冲突。







在福耀工厂完成忙碌拍摄的一个周末,赖克特、博格纳尔跟我们聊了聊,关于近期发生的枪击案(译者注:美国时间8月4日凌晨,代顿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对社区造成的影响。我们还讨论了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下所取得的成功背后的意味,以及两位导演如何在不选择立场的情况下公正地记录公司管理和雇员的境况。



The Film Stage(以下简称FS):你是怎么发现这座工厂的改建的?如何打入他们的内部?



博格纳尔:因为这是个大新闻。我们住在俄亥俄州代顿市,并且很骄傲在这个城市出生。它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规模不大的工业城市。每个代顿人都有认识的朋友在以前的通用汽车工厂上班。



好几代人都在那里工作,大概一共有6000人在那工作过。那是一份好工作,在整个地区建立起了一个中产阶级的社群。正如扬斯敦、匹兹堡及其他城市拥有蓝领或工人社区一样。此外,它还带来了种族的融合,并不是只有白人在这里生活。有很多公民没上过大学,但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大学教育,他们因此能够支撑起一个家。







通用汽车工厂于2008年破产倒闭,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工厂空置了六七年后,有一个中国企业家买下了它,这可是个大新闻。人们的反应就像,「好吧,什么?」消息一下就传开了,工厂的工作又要回到代顿了,令人兴奋。



很快,有人说这应该拍成纪录片,而我们的名字被提及了,因为我们之前拍过一部关于通用汽车工厂倒闭的纪录片,叫作《最后一辆车:通用王国的破产》,在HBO上可以观看。



赖克特 : 是个短片,其实有点像这部新片的前传,而《美国工厂》的确用到了一些短片里的片段。它只有40分钟,获得了奥斯卡的提名,算是一部不错的影片。它非常伤感,会让你想哭。



博格纳尔:说句题外话,这些天待在纽约的感觉很古怪,毕竟我们刚刚完成大量的拍摄。我们一直在和家人朋友聊天,以跟进人们的动态。



FS:有没有工人受到了这个周末的枪击事件的影响?



博格纳尔:暂时还没有,我们仍然在采访。我们认识很多工厂里的员工,但暂时还没发现任何人受到影响。但也有可能我们明天会听到新的消息,「噢,谁谁谁怎么样了……」代顿是个小地方。我们的孙儿们读的学校里有个小孩的母亲就因为枪击而罹难了。在我们这样一个小社区里,人们之间的关系不会太疏离。



回到这部电影,我们此前拍过纪录短片,所以这一次也有人想到了我们。「他们是本土的电影导演,或许他们可以把工厂的诞生记录下来。」于是我们开始和这家公司商谈,原本他们想付钱让我们拍片,但我们并不想这样。(我们说),「除非你允许它是一部独立电影,让我们掌控全局,我们才愿意拍。而且你必须给我们自由访问的权利,并且信任我们。」



给我们亮绿灯的人是公司主席曹德旺,他一口拍板,说「就这样做吧。」所以我们就去了,拍片。最早的时候,工地有一个大洞,旁边有很多混凝土搅拌车,它们正在起死回生。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拍摄的,拍了近三年的时间。整个建设情况越来越紧锣密鼓,我们拍得越久,发生的事情越多。







FS:当在场曹主席和中国工人对他们的美国同事起疑心时,你们的工作有变得更艰难吗?他们有没有对你们起过疑心?



博格纳尔:曹主席并没有怀疑我们什么,但我们的确面临着关乎立场的问题。这个工厂很大,早期拍摄的时候,我们必须带着沉重的三脚架,一天可能要走好几英里。有一次我们张老师碰到了一个高层人员,他叫住我们,说:「你们想搭个便车吗?」然后我们上了他的小车,并且去哪儿都是这辆车载着我们。



但是,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开始盯着我们,看着我们和那位管理高层同乘。他们在下,「这些拍电影的人是和高层人员一伙儿的吗?他们是不是为公司办事?他们是独立的吗?」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必须走路出行,我们不能再坐那辆高尔夫球车了。



尽管摄影机和三脚架很沉,我们也必须步行,因为我们不能与任何人同伍。当工会的抗议日益加剧的时候,高层的管理人员又在想,我们是不是和工会的人是一伙儿的。工会的人觉得我们是同盟的间谍。所以情况很复杂。



赖克特:如果有人跟我们说,「对,这里应该有个工会」或者「我去参加了一个会议」,他们——其实是现在的我们——是否会把事情报告给人力资源部或管理层。







LS:有没有人质疑了你们的忠实性的具体例子?



赖克特:我参加过三四场工会会议,只是观察,并没有要求拍摄或者做什么。但有一次,工会组织者说,「你不要再来参加任何一场会议了,因为大家不敢在你们面前谈论。他们不知道你的立场是什么。」显而易见,工厂的氛围令人紧张,人们会因为支持工会而被开除。



博格纳尔:有些会议是我们很想参加的,但他们并不欢迎我们。



赖克特:特别是有一次,反对工会的劳动关系组织(暂译,Labor Relations Institute)将我们拒之门外,甚至说,「你们不能把我们的组织标志拍进去。」我们必须假装他们没存在过,他们在工厂里的势力不小,我们不得不把一些拍摄的素材删掉。



博格纳尔:情况非常微妙,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可能会改变事件进程的事情。我们试着遵循《星际迷航》的准则,不去改变事件进程——如果你降落在一颗星球,不要改变它。在房间放置摄影机就会影响人们的行为,会让他们自我警醒。而我们并不想无意间释放出什么信息,改变事情发展的方向。



我们可能会在工厂车间听到管理层希望听到的消息,而在管理层听到工人们想要听到的关于政策变化的消息。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能透露消息,我们必须小心,因为我们几乎无处不在。情况真的很微妙。



LS:公司聚会里的那场大型婚礼是真的吗?



博格纳尔:是的,大概有六七对情侣。



赖克特:真是一个漫长的夜晚,那些跳舞和穿着华服的都是工人。他们排练并策划了整个事情。







LS:出镜的小孩子们是什么情况?



赖克特:他们都是工人的孩子。



博格纳尔:那些小孩子?他们是不是很棒?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惊喜。当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感觉就像是,这是真实发生的吗?



赖克特:那晚真的令人难以置信。当翻译员告诉我们他们唱着的歌的含义时,我们再一次被震惊了。这个婚礼是真实的,那晚的确有好几对新人结婚。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很奇怪,我们向中国的一些同时询问了情况,而他们说,这其实很普通。公司基本上给他们提供了一次免费的婚礼,他们不需要花钱买衣服或办派对。公司承担一切费用,他们很开心能拥有一个免费的婚礼。



博格纳尔:某种程度上这彰显了存在于许多中国公司中的团结概念,如今在美国公司已经很难见到了。可能在1950年代,人们还会对自己的公司忠心耿耿。比如你为福特或通用公司工作,你可能会说「我是福特人」或「我是通用人」。但雇主和员工之间的纽带已经被破坏了,而我们在中国公司和它的雇员之间发现了这种忠诚。







赖克特:这是不同的文化使然。我们成长于个人主义盛行的环境,我们都是个人主义者。我们都是从其他地方迁来这里的,这是一种牛仔文化。而中国公司则更为集体主义。



你常常会听到和谐社会这个词——他们为一个和谐社会而奋斗。如今这听起来或许是循规蹈矩的人的一种托词,但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确在支持着这家公司,他们过得很快乐。



甚至在工厂车间,尽管他们需要长时间工作,他们仍然有一种共识是「我们是在为同一个目标奋斗。」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者。如果你仔细思考一下,中国在1980年代才开始摆脱贫困和饥饿,到现在并没有多长时间。这些工人的父母和我们的祖父母完全不同,前者生活在贫困农村,而后者有不错的工作。



博格纳尔:比我们现在的工作更好。美国蓝领阶层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正在逐渐降低,而在中国,这一情况正在逐步改善。我们不想在影片里对此进行任何评价,不想通过某种美国焦虑的滤镜去看待问题。中国正在帮助数以亿计的人口摆脱贫困,这不能不说是件好事。当然,也存在着问题,环境问题,全球问题……







FS:中国不是购买了大部分的碳排放额度吗?这似乎是个大问题。



赖克特:我对此不太清楚。



博格纳尔:这的确是个严肃的问题,但数以亿计的人不再挨饿是件好事。我们希望这部影片处于中立的空间,我们不相信客观,但希望保持公平。你可以公平地对待对立的一方,这正是我们试图在这部电影里做到的。



FS:你们刚刚在说的——个人生活、政府、商业、文化和娱乐的融合——是他们生活的某种要旨吗?



博格纳尔:我们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FS:当然了,但你们是自己影片的专家。你们怎么看待这个观点呢?



博格纳尔:我们看见过很多工作和个人生活交织在一起的例子。比如说王河(Wong He,音译),他来代顿两年的时间里都没见过孩子,而且他每天在工厂里工作12个小时,一周工作六天,有时周日还需要加班。这是对他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的一种深刻奉献。



FS:这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影片里说了,福耀的总部也有党支部。







赖克特:我认为你的问题与这个更有关系。这也是另一件震惊我们美国人的事情。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但你和工厂里的中国工人交谈时……是的,这里的确存在着支部和工会总部。这在中国的大工厂里非常常见,它们更像是有着支部的工会总部。



但这背后的实际意义或许和你想的有些不同。人们会去那里组建篮球队,学习书法,参加会议,还有图书馆供人学习。它们更多的是为了社会支持和团队建设。人们加入它是为了获得成功。



这和我们的情况很像,如果你成为民主党的一个积极分子,部分原因或许是你希望推动民主,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你把它看作一种成为国家或州府的领导人的机会。我的理解是,如果你想在中国获得成功,你就会加入其中。但据我们目前所知,曹主席并不是其中一员。我们听说他不是。



他身边的一些最重要的高管都是支部成员,而他有点像一个异类。这个组织¬对于我们这些局外人来说的意味完全不同。







博格纳尔:这一点很吸引我。我们很想知道这种制度究竟是怎么运行的。把所有的东西集中起来意味着某种力量,这样你就有更多的资源去买更多的东西,这样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想想中国正在进行的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如果中国在赞比亚或希腊的港口投资数亿美元,他们就能掌控很多资源,扩大他们的影响范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国家支持,有很多雄厚的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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