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活--你作为女儿获得的平等,也许是因为「剥削」了妈妈

你作为女儿获得的平等,也许是因为「剥削」了妈妈
喷嚏小乖 发布于 2019-10-16 9:24:00

作者: 罗婷  

 

年轻女性在家庭里获得的权利和地位,是来自上一代老人的让渡。


 



你和谁一起住?你们家怎么吃饭?哪些人算你的家人?你们家谁做主?


2006年,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沈奕斐开始做她的博士论文,研究上海城市白领家庭的形态与变化。之后的几年,不管走到哪儿,她都问人们这些问题。然而问得越多,调查越深入,她脑海里关于「家庭」的概念反而更模糊——家庭里充满着流动和不确定,甚至同一个家庭里的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不同。

后来她把这次田野调查写成了一本书,名叫《谁在你家:中国「个体家庭」的选择》。什么是「个体家庭」?过去,家庭是一种人生的必然选择,家庭有其自身的一套规范和原则,个体进入婚姻就必须适应这种规范和原则;今天,家庭是个人获得幸福的途径之一,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家庭内部的原则也会根据家庭成员的特点而不同,家庭会随着个体的选择而呈现不同的面貌。

一个最形象的画面,就是我们常常在婚礼现场看到的——大厅的门打开,新娘挽着父母走在前面,新郎挽着自己的父母走在后面。上了舞台,两束大光,一束照向新娘及父母,一束照向新郎及父母,两束圆形的光在中间重合,成为一个心形。这就是当下中国家庭的模型,和过去的父系家庭很不同。

至于那个最关键的问题:在中国家庭里,女性是否获得了真正的平等?沈奕斐认为,年轻女性在家庭里确实获得了权利和地位,但这并非来自男性,而是来自上一代老人的让渡。我们正处在「后父权」制时代,受压迫和剥削的,更多的是老年人,尤其是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女性。







文|罗婷

编辑|刘斌

图|视觉中国

 



《人物》:2006年,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研究这个话题?沈奕斐:这是我的博士论文主题。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希望能解释我看到的和理论不一样的现实。因为当时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家庭正趋于小型化和核心化,但是为什么我身边却有很多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家庭呢?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父母离开自己的家。所以从2006年开始,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问别人,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我身边有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情况。一旦开始研究,我发现情况比我原先想象的更为复杂,家庭类型之多,超乎想象。每一个家庭似乎都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方式。

《人物》:你挑选调查对象的标准是什么?沈奕斐:因为我研究的是城市家庭,所以主要有四个条件:当时夫妇双方都在40岁以下、至少一方有大专以上学历、在上海定居、父母离开家和年轻夫妇住在一起。为了研究的客观性,还访谈了一些参照组家庭,最后一共正式访谈了46户上海家庭。

《人物》:刚开始做调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细节?沈奕斐:有,比如说填基本信息的时候,收入那一栏,丈夫往往会填得比较高,老婆会说:「你哪有这么多啊?」如果是老婆填,丈夫会在边上说:「还要再高一点吧?」老婆就会说:「你就这么点!」似乎男性更容易夸大自己的经济收入和家庭的和谐。所以我选择家庭信息提供者的时候,既希望能访谈女主人,因为女性更愿意说,也更坦白,而且比较好约时间,也希望访谈男主人,因为能听到不同的故事。

 




《人物》:每个家庭里都有隐私,可能有人不会非常愿意聊这些,怎么才能让他们打开心扉?沈奕斐:我常用的方式是自我揭露法。比如问家庭财政,你家谁管钱?得到的答案往往很简单。一般我会说,我们家怎么管钱,菜钱怎么给,水电煤怎么付,我老公怎么给我钱,逢年过节怎么给双方父母钱……参与者就会有回应,他们家是这样,或者不是这样,具体是怎样的。再比如关于家庭冲突,有时候对方会避免提到家庭冲突、婆媳矛盾,我开始谈论我们家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对方有时候会对我的情况感同身受,话题就慢慢打开了。一旦打开了,敏感的话题就不敏感了。

《人物》:你会问每个人同一个问题「谁是你的家里人」,那他们都是怎么回答的?沈奕斐:我发现即使是夫妻之间,对「谁是家人」的回答都是不同的。贝纳德曾经说过,当夫妻在谈论他们的婚姻时,他们其实谈的是两个婚姻:妻子的婚姻和丈夫的婚姻。
我的一个突出印象是,当我问出这个问题,大部分年轻女性都会问我:小家庭还是大家庭?她们对小家庭的界定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只有丈夫和孩子,另一种是再加上自己的父母。那公婆呢?如果关系好,可能会被算进去,如果关系不好就完全不会被囊括。有时候甚至父母都可以分开计算。而男性呢,他们第一个念头跑出来的就是大家庭。他们关于大家庭和小家庭的界定,一般都比妻子要大。

《人物》:这么一来,夫妻是否会在某一些问题上存在冲突?沈奕斐:确实有。比如妻子解释为什么选择和公婆一起住的时候,常常表达出无可奈何的含义,表示自己并不是非常愿意一起住,只是形势所迫。而丈夫表达的这种被迫性会少很多。他们觉得如果岳父母来可以减少大家的矛盾,也挺好。

再比如有个家庭,丈夫是农村出身,责任感强,姨妈、舅妈的事情他都要管,兄弟姐妹的事情也要管,认为自己有「反哺」义务。但是妻子是独生女,她的概念里家庭就是父母,连兄弟姐妹都不涉及。所以妻子就认为,不可以把小家贡献给大家族,所以她大着肚子,也要去监督丈夫,不让他在医院里为亲戚出钱。这种不同的家庭认同,常常是家庭冲突背后的本质原因。

《人物》:现在中国家庭里夫妻的权力关系是不是也在发生变化?沈奕斐:女性那一方的家庭,如果在经济实力、地域和男方处于同等层次上的话,那么完全可以和男性这一方平起平坐,处于势均力敌的地位,而不再像过去父系家庭为主的时候被隐在身后,而这也正是心形个体家庭模式的特点之一。女性对家族的认同,相对缺乏传统家族和宗族的概念,更强调直系的关系,这也影响到现在男性的家庭认同。我们原来说,父权制社会里「从夫居」,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年轻一代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实际情况,来做出最利于家庭和个体的安排。

《人物》:你书里有一节说,双职工家庭需要第二个「妻子」,这个第二个妻子该怎么理解?沈奕斐:在现代社会里,女性会有双重压力——作为妻子的义务,和作为职员的工作。以往家务劳动的承担者一直是妇女,现在虽然她们花在家务上的时间不及全职主妇,但丈夫们也不会因此就承担那些家务活。

西方的解决方式是,鼓励夫妻一方在特定的生命周期放弃职业,或者雇佣他人,或者依托社会机构和福利制度。而在中国,缺乏相关的社会支持体系,更为严峻的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各种相关功能重新回到家庭的时代,夫妻一方工作,又不足以养活全家人。

所以结果就是,年轻夫妇对父母的需求成为一种刚性需求。父母的帮忙不仅仅是锦上添花,简直是雪中送炭了。而且任劳任怨的父母来充当「妻子」,他们会做掉绝大部分的家务,放弃绝大部分的权利,堪称最完美的「妻子」。

 




《人物》:那第二个妻子,是指父母,还是主要是母亲?父亲的身份会不会更复杂一些?沈奕斐:会。在我统计的所有家庭里,没有一个小家庭,是单独和父亲住在一起的。从性别角度来看,由于女性承担家务被看作是自然的,因此,老年妇女往往相比较老年男性更抢手。但是干不了家务活,又不能给孩子提供经济支持的老人,往往成了负担,因为年轻夫妇家庭需要的是「妻子」,而不是不挣钱的「丈夫」。
所以,很多家庭都是母亲单独跟小家庭住在一起,即使是父母和子女一起住,那也是有先来后到。母亲先来,父亲后来,而父亲一起来常常是没有办法,因为留他一个人在老家,他没办法照顾自己。离开老家到上海的外地男性命运更加「悲惨」,因为他们发现如果不干家务就没有立身之地,而干家务对他们来说又是一件陌生的事情。所以,关注老年男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人物》:当时你也问到了关于老人分居两地之后性的问题?他们怎么回答的?沈奕斐:我一直在主观上认为,性对家庭而言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怎么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一直让我很困惑。我问他们关于夫妻分居有什么想法,他们都不知道我想问什么。比如我有个好朋友,她妈妈一直在上海,她们也希望她爸爸能赶快过来。但我问原因的时候,她们自然而然避开了性,说主要是不放心他一个人。
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往那方面去想,但我也得到了想得到的答案——当一个老人的生活完全是以子女为中心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的所有都奉献给了子女,性方面的牺牲在全方位的牺牲中就变得微不足道了,或者说,在他们的理性中,完全可以说得通。
《人物》:你提到过,当三代人一起生活时,如果大家对「谁是这个家的主人」这个问题有分歧,矛盾就很可能会发生?沈奕斐:对,一个家庭里只能有一个男主人、一个女主人,只能是一对夫妇的家。如果对这个问题搞不清楚,矛盾就会发生。比如有一个案例,婆婆刚刚到小夫妻家里的时候,婆媳经常因为类似毛巾放在哪里、洗衣服放多少洗衣粉这种小事吵架。两人互不相让,媳妇认为这是我家,这些事我做主。后来她们一致认定,媳妇是女主人,矛盾就平息了。那后来媳妇到婆婆家里去,婆婆这些习惯,她又不反感了,不提意见了,那是因为她觉得那是婆婆的家,她的家她做主。确定家庭角色是家庭和谐的第一步。

《人物》:那有没有老人做主的特殊案例呢?
沈奕斐:也有的。有的家庭里,父母比较强势,经济收入和地位都更高,家庭的主人就是老一代。有一个案例,媳妇是围棋老师,她丈夫刚刚失业,而公婆都是军队的,房子也是军队分的。我去她家做访谈,全程就在她的小房间里。他们家装修很有意思,整体是沉重的深棕色,明显是中老年人的风格,而她的房间是粉红色的,是他们结婚之后媳妇用自己的钱装修的。在她看来,只有自己的房间才是她的「家」。
但是与传统家庭不同的是,婆婆不再觉得自己可以支配媳妇,也不会要求媳妇做家务,最多可能会暗示和引导。这与年轻人当家做主也不同——如果老人住在子女家里,只有义务,权利很少。如果子女住在父母家里,可能权利不多,但也不承担义务。
《人物》:你在书里提到,人们现在关于「孝顺」的定义跟原来不同了。沈奕斐:在传统的儒教文化里,孝顺除了是经济上的赡养之外,更强调尊重与顺从。但是个体化进程中,强调的是个体之间的平等。我在访谈时发现,年老一代自觉把孝顺的要求降低到了经济支持和照顾。而年轻一代则认为孝顺就是经济方面的支持,是否要照顾老人取决于感情和老人对小家庭的贡献。而且现在年轻夫妇不再是孝顺的一个整体,现在很多年轻人实行「各自管各自父母」。
《人物》:那这个改变是怎么发生的?沈奕斐:在过去30年中,父母的权威下降得非常迅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打破了子女必须服从父母的逻辑,子女甚至被鼓励揭发父母。计划经济时代,单位领导部分地代替了家庭行使某些权力。市场经济时代,年轻一代在见识和对社会的适应性上都可能比老一代要强,父母那些过来人的经验可能对子女来说意义是不大的。老年人过去拥有的权威不再有了,这一点深刻改变了孝顺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意义。
《人物》:如果我们全面来看,这些家庭内部权力关系的真实状况,会是什么样子?沈奕斐:在中国城市家庭中,比起以前,父亲的权力衰弱了。我们发现今天仅仅想要以父亲的身份获得家庭支配权,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一个父亲要有权力,一定要有其他因素的支持,比如有钱或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原来的父权制已经瓦解了。

但是性别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整体女性的权力没有质的改变。年轻女性获得的权力来自于老年女性的权力让渡。所以我们看到的「性别平等」,是因为看到了年轻女性的权力上升,而实际上,一旦进入老年,就意味着权力的减弱。正因为年老一代承担了大部分的责任,并让出了很多的常规决策权,才使得年轻一代,既能摆脱繁重的家务,又能获得话语权。

 

 

来源: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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