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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蔚琳  

 

 

以下这篇报道是关于我们国家15到18岁之间大约40%的少年：他们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没去上高中，上了“中职”。更确切地说，这篇报道是关于“消失”的40%——一个如此庞大的群体，近15年的入学人数总计超过1个亿，然而生活中、媒体上，我们很少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听见他们的声音。

 

我们的世界，我指各位保有阅读习惯、常常浏览媒体的读者们的世界里，是985、211、留学、“鸡娃”、“内卷”充斥讨论空间，似乎上大学甚至上重点大学就是主流的人生轨迹，上普通高中更是应有之义，少有人了解早早脱离这条轨道的40%，他们正经历什么，毕业后去哪儿。今年夏天，“北京将实行5:5普职分流”的消息引发了家长们的焦虑，虽然后来被证实是谣言，但在全国，包括江苏、浙江、上海在内的多省市已基本达到“大体相当”的水平。



而“中职”，也就是全国共9896所中等职业学校，撑起了近另一半、却近乎失语的世界。它包含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



我在北京长大，身边同龄人中只有两个初中同学去了中职，中考后就断了联系。必须承认，我对中职所知甚少，唯一的印象来自那时大人们的训诫：不学习，以后就要去职校，跟“坏孩子”混在一起。于是我在潜意识里一直认为，上高中还是上中职，唯一的因素是成绩，上中职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



但在关注这个选题后，一些新的信息涌了进来，每一条似乎都牵涉到此前我从未想过的问题：



统计显示，我国70%以上的职校生来自农村；



一位上海老师向我列举班上学生家长的职业：工人、保洁、食堂打菜员、无业……不少学生是没有本地户籍的流动儿童；



19岁的李先莹是我访谈的第一位中职毕业生，电话里，她这样讲述自己上中职的缘由：



她生在安徽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中考前从没走出过村庄，村里不重视学习也没人向她们解释中考的意义。她们对初中的下一环是什么没概念，每天放学后先干活，闲下来就玩，也不写作业。直到中考那天第一次到县城，看到横幅上的励志标语她才明白“原来高中是要考的”——这个听来是天方夜谭的故事，算不上普遍，但就在5年前真真切切发生在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周集镇的一个村庄。故事的结局是考试结束后，老师对大家说：你们要毕业了，咱们学校应该没有人能上高中。



因为这些，我第一次真正把环境、背景乃至更多成绩外的因素和“上中职”联系在一起，意识到我所熟知的外界评判或许并不公正。那句“原来高中是要考的”也总是突然跳出脑海，提醒我对“40%”处境的理解有多匮乏。



这些上了中职的少年是谁？如果不“学习”，他们在一所学校的三年在做什么？他们怎么“消失”了？为弄清这些，2021年7月，我来到Z校，广东顺德的一所中职。



入学零门槛

这里没有竞争

“眼神里面没有了东西”



顺德位于广东省南部，是佛山的一个区，也是个低调的富庶之地，连续8年排在全国“百强区”第一。这里夏天热得发闷，老街上混着潮湿的气息和双皮奶的香，路人慢吞吞走过散落的旧房和小商铺，身旁的狗也一脸懒散。但在5公里之外，顺德有作为工业重镇的另一面。“珠宝名镇”伦教镇的一条街上密密麻麻列着一众珠宝厂，天黑后流水线继续，外面却人烟稀少，静谧漆黑，楼顶高立的白色百叶厂牌一道道线条分明，一翻一合，像一张声明着工业秩序的森然的脸。



Z校就在伦教镇，距离珠宝街车程3分钟，顺势主打珠宝专业。我到时是暑假，学校里空空荡荡、正在装修，不过单看外观——红砖白顶的教学楼，门口两列高大的棕榈树——和一所普通高中没什么不同。门口站着带我参观的王老师，他40岁出头，穿着横条polo衫，平头，圆脸上一双大眼睛。他的话不多，常常沉默地走在我前面，自带一种干部式的权威，碰到其他老师，也像干部似的对他们点头打招呼。



王老师告诉我，Z校在顺德算一所好学校（13所中职里排第三）。他带我走进实训室，巨大的机器轰鸣声瞬间将我们包围。暗绿色地面上两侧分列着20多台庞然大物，深蓝底座白色的“箱”，好像太空舱，王老师介绍，这是机床，用来制造机器的机器。出门到大厅，墙上贴着十几个学生的照片和简介，他们都在省技能大赛中获了奖。



和全国大部分中职一样，Z校入学零门槛，完全不需要竞争：不限分数和户籍，免学费，只要求有初中毕业证。这里的生源背景也接近全国平均状况：每届1000多个学生里，10%是小工厂主的孩子，接送的豪车停在校外，他们“不需要考大学”，毕业后就帮家里管厂子；而那90%，来自农村或城市底层家庭，很多曾是留守儿童。



你在Z校的三年是怎么过的？我向每一个学生都问了这件事。在我的想象中，中职生活近似于人们口中的“逃课抽烟喝酒打架”，很“社会”，让人有点害怕；但同时，那种生活也有点浪漫——脱离了应试教育的青春可能更自由，比高中生埋头做题的三年要潇洒。

 

谭俊宝


谭俊宝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学生，几天后，我意识到他也是几个学生中唯一和我的固有认知沾点边的——他确实爱逃课。他生在广州番禺的一个村庄，21岁，爸爸开挖掘机，妈妈做保育员，很小时就随父母来到顺德，3年前从Z校数控专业毕业。见面那天他穿着T恤短裤，露出极细的四肢，戴圆框细边眼镜，厚刘海在眉以上，整个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21）还要小几岁。跟他说话你隔5分钟就要笑一次——说到某某他就要模仿人家的腔调，提到某个重要时刻他就“腾”地站起来要给你演一遍。高兴时他经常蹦着走路，仿佛脚下安了弹簧。



他眉飞色舞给我讲他的逃课技巧——他能在课上溜走再在下课前溜回来。上实训课时他故意站最后一排，躲在机床后，盯着巡视老师的一举一动……抢在老师背过身的一霎那！他从后门冲出去了。回来时他又盯着门缝，等老师转身时再溜进来。



逃课期间，他在学校里“看风景”，去小卖部买辣条和鱼豆腐。有段时间他当副班长，还有个逃课借口是“办公务”——出校门时他亮一下“工作卡”，然后就去附近网吧玩一下午。



不过，谭俊宝说他逃课最远只去过网吧。他没喝过酒不会打架，从没想过去“泡吧”。但他认为，跟班上其他人比，他算“生活丰富”的——绝大多数学生不逃课，按时按点坐在教室，但也不听课，“有人睡觉，有人聊天，大部分人玩手机”。他坐第一排，有天课上醒来回头看，整间教室“一马平川”，全趴下了。



下午，大家慢慢都醒过来了，谭俊宝看他们都像在发呆，“就跟等死一样，眼神里面没有了东西”。



他想了想，又重复：“我X，真的跟等死一样。”



“约架”是 Z校学生少有的激动时刻。谭俊宝从没打过架，有天也情不自禁跟着约架的队伍走了，走在一群目标一致要大干一场的人当中，他说那感觉真难用语言形容，“你就感觉整个人活起来，整个状态是精神抖擞”。



到了小公园，两拨人一见面就迅速“交涉”和解了。不过，这并不影响第二天大家还为此激动。“@#￥%%%***@&！”一直讲普通话的谭俊宝突然声调高亢，说了一连串粤语。说完他解释，这段话大意是“昨晚xx一见我就怂”。第二天两拨人都会这么讲，两边各一圈人围着听，谭俊宝觉得这时候同学们最精神。



课余时间，谭俊宝做过很多兼职。其中一学期，他利用午休两小时去校门口的面馆端盘子，换来老板包午饭并给他一天20块。由于端盘子太累，下午课上他会一直睡过去。



他很自然地解释：因为爸妈一周给100，只够吃食堂，但他还想跟同学去吃炸鸡、买饮料。从小他看着开挖掘机的爸爸不停买特别便宜的东西，买回来就坏了，再自己修好，这让他对钱极为敏感。



上学期间打零工是很多学生的常态：发传单、餐厅服务员、酒店服务生、工厂流水线……谭俊宝的同学刘丽蓉说起这些兼职，像是回忆一场场快乐的游戏。“不用在家里做饭了。”她说，她把赚的钱都用来买零食了，“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分享”。



让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份房地产公司的兼职：十几个人穿着印有公司logo的衣服在街上排队走，“像游街那种”，从伦教走到大良，从早9点走到晚6点，一路不准停，只有午饭时能休息1小时。她走了3天，一天80块。



“很锻炼人，锻炼了身体”，她用一种无比怀念的语气说道。

 

刘丽蓉


丽蓉今年19岁，是个胖胖的圆脸女孩，梳低马尾，有一份让人舒服的平实。不过，她的表情总有点苦闷，嘴角总是垂着。去年毕业后她一直失业，说到这事她就丧着脸：“找工作好难”、“太难了”、“我已经躺平了”。偶尔她也会憨憨地笑，几秒后就又恢复了下垂的嘴角。



她是谭俊宝口中的绝大多数——从不逃课，老实到连“约架”的事也没听过，顶多在课上睡觉、玩手机。她最常刷抖音，这是她看新闻的主要渠道。我问她看不看微信公众号，她说她一般只看本地号，“我们这个小镇上每天发生什么，都能在号上看到”。



中职不留作业，5点多就放学了，但丽蓉并没有更多时间刷手机了。放学路上她常接到妈妈的电话，让她买些菜回来，到家后她要帮妈妈做饭、收拾、拖地、洗衣服……干完活才有自己的时间。她家没电脑，晚上她和上小学的弟弟一起在客厅看电视。她爱看大女主剧，比如赵丽颖演的《花千骨》和《楚乔传》，讲一个女孩如何“一开始很惨，后来很厉害”。



“那时候沉迷这种女主很厉害的，就觉得很羡慕她，很羡慕她能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女性”，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也喜欢里面的男性角色，我们霍建华那种”。她承认自己也有喜欢的男同学，但都是暗恋，只要发现对方喜欢别人就会立刻放弃，“觉得自己配不上别人”。



他们来自另一种生活

“我就是个垃圾”

我妈妈是一个把我生出来的那种角色



我得承认，我在这些学生身上感受到的是一种对我相当陌生的东西——或许可以概括为“觉得自己毫不重要”。清华大学博士后梁自存在读时研究职业教育，曾在Z校调研两年，梁告诉我，他常听学生讲一句口头禅：“我就是个垃圾。”意思是上了中职就是被放弃的孩子，索性自己也放弃自己。



一个女孩说，因为太穷，家里没人认为她能走读书这条路，她从小听奶奶说“你以后找个洗碗的工作就行了”。另一个女孩也说，在她们村刷碗最重要，如果哪个女孩上了初中还不刷碗，“我们一个村200多人瞬间就传开了”。



一个男孩说，初三时父母离婚后，他不再学习了，家里常常只有他一个人，妈妈会在他上学时进屋留生活费。他的小臂上有一道纹身，是两行黑色数字。他说，那是爸爸妈妈的生日。



谭俊宝的爸妈是几对父母中唯一期望过孩子上大学的。他爸爸来顺德早且挖掘机技术精湛，赚到了几个家庭中最多的钱。谭俊宝十分坦诚地对我说，他上中职纯粹是因为成绩太差了。



小时候我脑子太活跃了，他说，小学课上他脑子里总有另一个世界。有时是游戏画面， “一个boss冲我开激光枪”；有时他想他爸爸，那时爸爸总去广州开挖掘机，一周回一次，于是每当他在脑中世界陷入绝境，“我爸像水印一样浮现出来，很帅很高大威猛”。他说，那之后，他几次考试都考砸了，再之后，他的情绪极不稳定的妈妈看到他考低分，就会拿衣架打他。



坐在小花园里，谭俊宝把秋千荡得很高。他说衣架总在他抱头蹲在角落时落下。后来他有了保护自己的方法：“我脑子会跟自己说话，我跟自己说，疼一会儿就过去了，我跟自己说按照规律，一般发生了坏事再过10分钟好事就会来。”



他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是这两年刚搬进的新房。那晚妈妈不在家，爸爸拖着一只在工地上受了伤、缠着纱布的手做了饭。饭桌上，谭爸爸反复对我说：“我没有做好一个爸爸。”他讲自己从农村进城，没有文化，只知道为儿子上学拼命挣钱，拼命开挖掘机，没顾上妻子一个人带孩子的压力和儿子的心理。他说他理解妻子暴躁是出于焦虑。谭俊宝没有接话。



饭后，谭俊宝带我到他卧室，看他在电脑上写的日记。上面大段大段，写的是他小学初中都遭遇过校园暴力。一次他被一个同学摁在桌上打，可是平日总拿衣架打他的妈妈却没有为他出头。这个同学有一个特征，走路外八字，日记里他写道：



“我妈知道后，像没事人一样接我上下学，好像那时候的她也和我一样那样认为，脚往外拐的人都不好欺负，他的爸妈一定也不好欺负，就像被欺负的我一样，爸妈也同样好欺负（何况，他对我说，那时他们也没钱为他打抱不平）。”



第二天见丽蓉时，我提出也去她家看看。丽蓉迅速拒绝了。“你昨天去过谭俊宝家了”，她垂下头，想了一会儿才说：“我家和他家差距太大了。”此后我几次提议她都拒绝了。最后，在一个下过雨的晚上，她同意我到她家楼下，但不能上楼。于是我们在楼下小花园碰了面。这里空无一人，只有一棵大树、一个乒乓球台和一些老旧的健身器械，背后的一排房大概已没人住了，大片墙面斑驳发黑。

 

丽蓉在小花园


我们在长椅上坐下来，丽蓉似乎有点高兴，嘴角也不再下垂，她指着墙上彩色的儿童粉笔画介绍，这就是她从小玩到大的地方。说着她转向我，搬起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像坐在炕上一样，给我讲她小时如何在这儿和其他孩子一起滑轮滑、捉迷藏。



不过，她是6岁从四川来的顺德，那一年，长年在外打工的爸妈回老家接她，那是她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爸妈。说到这儿她又恢复了苦闷的神情：那天她跑着去接他们，一见面却喊了“叔叔阿姨”。



“我妈妈是一个把我生出来的那种角色”，丽蓉两次这样说。



而在厂里打工的爸爸，总是打她发泄情绪。但她从没报过警，怕会把爸爸“送进去”，“这样我会良心不安，妈妈也会伤心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学生都遭受过家庭暴力，丽蓉的同学陈伟廷说他就没有。他没遭遇过暴力，有个正当职业、开五金店的父亲，“上中职”在他口中顺理成章。可是，就是这种顺理成章让我觉得不大对劲：这男孩像黑洞一样，让你感觉不到他有任何愿望和情绪。跟他说话我总想起鲁迅《故乡》里的闰土——即便受到最不公正的待遇，也感觉不到任何强烈的情绪，愤怒委屈激动都没有。他身上唯一强烈的是种实干苦干的气息。

 

陈伟廷


梁自存博士说他记得两件事：一件是陈伟廷曾对他说，自己小时候经常离家出走；另一件是有一年元宵节当晚，他作为老师陪陈伟廷回家，陈爸爸跟他们打了招呼就没再理，也没问儿子吃没吃饭，他们最后饿到不得不出去吃。这个家庭的“温度”从此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



陈伟廷说，从小到大，爸爸几乎只对他说两句话：第一句，“你作业写完没有”；第二句，“写完来帮我干活”。他从小学二年级就要干五金店的活了。经常是他和同学约好出去玩，爸爸让干活，吵架后他就离家出走，晚上睡公园，白天去超市试吃，从小学到初中重复过很多次，最长七天，每次都以爸爸到公园拉他回家而终结。但爸爸从没道过歉，“找到就找到了”。



在他的记忆里，妈妈是世界上对自己最好的人，但他对妈妈的记忆非常稀薄，只剩下留守时妈妈骑摩托车回来发出的声音了。7岁时，奶奶和妈妈相继去世，他从潮汕到了顺德，每天坐床上哭，爸爸在一边看着不说话，每天他哭到困了就睡着了。



“那之后我都没有再哭过了”，他说自己不爱思考也不爱记事，发生过的事他都不想再去想。



“你上一次情绪波动是因为什么呢？”我问。



“因为谭俊宝。”他说。但他没再说下去。



后来，我从谭俊宝和丽蓉那里补全了这个故事：那是他们还在Z校的时候，一天晚上，同学聚会，谭俊宝说到了妈妈拿衣架打他的事，情绪激动，拿起了刀要自杀。

这时陈伟廷突然蹲下了。他哭着说你不要再闹了，我连妈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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