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活--中国是一个大舞台,我在第一排做观众

[一种生活]中国是一个大舞台,我在第一排做观众
喷嚏小乖 发布于 2024-6-13 23:37:00

微信公众号:单读

 

作者: 吴呈杰

 

在互联网时代,图片可以被修改,数据可以被优化,故事可以被拼接。新一代的记者们,不仅要从有形或无形的围挡中突围,也要接受大众对新闻本身的质疑。这份工作,还将如何持续?




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记者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应对社会中新闻土壤的改变。而瑞士的全球真实故事奖,作为首个为全球记者设置的奖项,则为这个变动中的小共同体提供了交流与参照的契机。《单读 26·全球真实故事集》曾收录过 5 篇来自该奖项的作品,此后也一直关注每年奖项的最新动向。



今天我们分享一篇特别的故事,来自 2024 年全球真实故事奖的入围者吴呈杰。他记录了自己前往瑞士伯尔尼参加颁奖典礼的旅程:在一种跨越国境与文化的理想主义氛围中,他与各地的记者们结下“革命情谊”,在这个过程中重新确认中国记者的工作坐标。



对于中国的记者们来说,新闻工作如何持续,如何与其他国家的作品分享舞台和语境?这不仅是一篇关于困难的故事,也是一篇关于幸运与幸存的故事。吴呈杰写道,“中国是个大舞台,而我是第一排观众”。一切仍正发生。

 


全球真实故事奖之旅

撰文:吴呈杰



1



从日内瓦到伯尔尼的火车一路沿着湖开,窗外的景色绿得像用油漆刷过一遍,远处的雪山隐隐绰绰。伯尔尼并非一个热门旅游目的地,或许还是全球最没有存在感的首都之一。我来伯尔尼是为了参加“全球真实故事奖”的颁奖典礼。



“全球真实故事奖”是首个面向全球的新闻奖,由一贯保持中立的国家瑞士主办,显得合情合理。2023 年,我的报道《两个世界:父亲与自杀的少年》入围了中国区短名单。今年更进一步,在来自 101 个国家和地区的 942 份参赛作品中,我的作品和另外两篇中文作品一起,入围了最后的全球提名名单,共有 36 篇。受邀参加颁奖典礼的过程很庄重,我接到了一个来自瑞士的电话,主办方的一位女士用带浓郁德国口音的英文对我说:“你是吴吗?恭喜你!”——仿佛我得了诺贝尔奖一样。



我这次的入围作品是《一个青年劳动者的 19 份痛苦肖像》,发表于“正面连接”,写一个年轻人在毕业六年里换了 19 份“狗屁工作”。他干过店员、地推、客服和审核员,也在封控的尾声,应聘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的疫情专席接线员。这不仅是一个有关当代年轻人处境的故事,也是一个有关压迫与反抗、权力如何密不透风又如何一击即碎的故事。

 

吴呈杰入围“全球真实故事奖”的作品《一个青年劳动者的 19 份痛苦肖像》(文中照片皆由作者提供)


另外两篇中文作品,一篇是记者姚胤米在 2022 年底、新冠疫情放开后的报道《无声的风暴:奥密克戎来过北方村庄》,另一篇是记者罗兰的《城堡里的马原》,写作家马原 13 岁的儿子在父亲建造的城堡中去世的家庭悲剧。



欢迎晚宴上,我们三个中国记者和三个拉丁美洲记者坐在一桌。除了其中一位来自阿根廷,另外两个记者所在的萨尔瓦多和厄瓜多尔,是我们要打开谷歌地图才能定位的国家。西语区的英语比中国人的英语还要散装,但自来熟的本领是天生的。连比带猜,没说两句话,就开始举着酒杯说“kanbei”(干杯)了。“中国,太大了”,他们边举杯边说。

 


第一天的欢迎晚宴


来自萨尔瓦多的大哥满脸横肉,还剃了一个莫西干头,发油闪亮,很像黑帮老大。一查人家的稿子,选题也很有黑帮味道,名为《我们,被屠杀的人》,写洪都拉斯的女子监狱里的四十六名女囚犯被其他囚犯屠杀。我们感叹题材之骇人,萨尔瓦多大哥皮笑肉不笑地说,这在拉丁美洲太常见了。



他的直言不讳延续到了颁奖典礼上。主持人问他,认为自己的报道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他回答:“我不相信有什么影响,虽然每个记者都渴望它。”



萨尔瓦多大哥已经连续两年入围了。我的朋友熊阿姨在去年的“全球真实故事奖”颁奖典礼上认识了他,那时他还是只身前来,今年就带上了老婆。去年他获得第二名,写的是真正的黑帮故事——一个贩毒集团如何凭借和洪都拉斯政府的裙带关系,跃升为中美洲最大的黑手党。



我和其他中国区的入围者一边吃难以下咽的意面,一边在饭桌底下偷偷翻同桌人的稿子。阿根廷和厄瓜多尔记者写的分别是,阿根廷独裁政权的将军在南非的流亡生活,和非法黄金开采者在厄瓜多尔国家公园里建立的独立王国。于是我们变得平静了,自知自己的报道无法与之相比,不会有得奖的可能。



结果的确如此。今年,萨尔瓦多大哥勇夺第三。第二名获奖者写的是美国屠宰场里一名移民童工的故事,颁奖词写道:这篇报道揭露了针对社会最弱势群体的不法行为,并且指出了政府的失职。记者用优美的文笔,层层揭示了制度化的虚伪和社会的两面性。



第一名的获奖者来自印度,题目是《印度证人的审判:一名穆斯林男子如何陷入法律噩梦》。记者用两年时间跟访了一个想成为证人的目击者,但警察和法院都无视他的话。

 


获得第一名的印度记者和获得第三名的萨尔瓦多记者


后来我和一位评委聊天,他看完我们中国记者的报道的感受是,中国虽然没有过硬的调查报道,但有很好的非虚构传统。我说,两者的逻辑关系不是“虽然但是”,而是“因为所以”。另一个评委说,我的报道“almost won”(差点获奖),一直在评委们激烈讨论的短名单上(但也许是安慰之词)。她认为我的文章是“忧郁且诗意的”,但其他国家的报道,题材都太重要了。有一位获得“荣誉提及”奖的伊朗记者,写的是伊朗爆发的高喊“女性、生命、自由”的示威运动。这位记者至今还在监狱里。



2



颁奖典礼之前,我们听了两场演讲。其中一场的主讲人是澳大利亚记者、“维基解密”网站创建者朱利安·阿桑奇的妻子斯特拉·阿桑奇,她原本是阿桑奇的律师。2019 年起,阿桑奇被关押在伦敦的监狱,他们是在监狱里结婚的。



另一场的主讲人是一位德国记者,他分享了他和团队共同完成的一个报道的幕后。他们发现了一群在秘密集会的新纳粹分子,包含政客和财力雄厚的企业家,这些人正计划着将数百万人驱逐出德国。主讲人很会讲故事,图文并茂,娓娓道来,详细描绘出记者们如何获得集会地点的定位,再偷偷带着相机,骗过安保,潜伏进现场。为了更直观地呈现集会过程,他们甚至找来演员,用视频的形式还原了现场。



分享结束后,记者和主持人在台上陷入了激烈的辩论。分歧在于,德国记者说他的身份认同不只是一位记者,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哪一重身份的目的都是“改变社会”。主持人则认为两者不可混淆,记者要恪守职业边界,只能是忠实的记录员。

 

德国记者的演讲分享


我和另一位入围者罗兰说,听这样的辩论可真是奢侈,甚至不知道在听的时候,我们思想的站位在哪里。



这是第一世界国家在关心的问题,用 15 年前刘瑜一本书的书名来说,就是“民主的细节”。这几天,我们听了太多遍瑞士人用“嫌麻烦”的语气说起他们一年四次的全民公投,“连要不要买直升机,都要公投”。2016 年,瑞士人还公投否决了“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这项制度设想,每一个瑞士公民都应当每月无条件获得 2500 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两万元)。78% 的瑞士人投了反对票,他们担心会给公共财政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也担心会有越来越多人不愿意工作。



瑞士人骂起自己国家来比谁都狠。我们在伯尔尼的时候,正赶上伯尔尼的足球队夺得瑞士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经过人山人海的庆祝人潮时,一位瑞士记者无奈地扶额。“真不知道他们在高兴些什么,”她说,“我猜这些人里有不少民族主义者。”我拍下了一个穿球衣的小男孩爬上电线杆的照片。她又说,“我还以为这一幕是抗议游行呢”。



和很多瑞士人一样,她一周只工作四天,记者对她来说只是一份兼职工作。不过我查阅了她的个人媒体主页,她极其高产,以四天一篇的速度发表文章。当然,她关心的议题就更是“2.0”了:我们需要没有手机的学校吗?如何提高青少年精神科医生的工资?



她入围的作品记录了在一个 7 岁的女孩变成男孩的过程中,他的家庭如何保护他免受歧视与侵害。她在文章里写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



3



颁奖典礼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和另一位入围者姚胤米进行了一场对谈。对谈地点在伯尔尼历史博物馆里,我们的周围环绕着出土文物。这场对谈的主题叫作“当代中国人的怕与爱”。


 

作者吴呈杰和另一位入围者姚胤米的对谈分享


主持人是一位已经来瑞士三十年的山东大哥,人很热情,后来有一天还开车带我们短途自驾。那天城市空无一人,大哥说,因为是星期天。他刚来瑞士的时候,星期天在院子里晾衣服,邻居过来敲门问:今天你们怎么可以洗衣服?我们问,那星期天应该做什么呢。答案是什么都不做。



也许是因为这位主持人来瑞士太久了,他已经与中国的语境产生隔膜。对谈中他说,看完我的报道的感受是,现今时代的痛苦是虚无感,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人们好像有很多选择,好像也有很多机会,结果一天天都是毫无意义的狗屁事。



我说,认为一些事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也是一种“不可承受之轻”的说法。也许在瑞士是这样,在资本主义高度饱和的地方是这样,痛苦的来源是虚无。但在中国,年轻人面对的问题很简单,“上一个岸”,找到一份工作,然后我们再来谈意义。



当然,瑞士人与中国之间的隔膜更深。一个当地观众的提问:中国有养老金吗?



无论是此前在法国戛纳,还是此行在瑞士伯尔尼,我感受到新冠过后海外对中国的态度甚至都不是敌意,只是陌生——或是由陌生带来的不关心。一位评委说,中国就像另一个世界,人们知道有事情在发生,却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



一位来听我们对谈的华人阿姨说,我们在谈论复杂的中国问题,瑞士人却还在盲人摸象,只摸到一个粗糙的轮廓。我们在对谈里提到“以前的中国”,指的是千禧年初生机勃勃、一切都在变好的中国,但对瑞士人来说,“以前的中国”只能让人联想到清朝。



这种倒退是双向的。和一些“00 后”的小朋友聊天,他们把出国想成一件尤其困难的事。一开始我没法理解,因为我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正背着登山包在二十个欧洲国家穷游。后来才想到,新冠疫情覆盖了他们的大学四年。那本该是年轻人认识世界的起点。



4



来听我们对谈的那位华人阿姨今年 60 岁,上世纪八十年代,她从北大地理系毕业之后,在农科院和中科院工作。九十年代初,29 岁那年,她决定只身赴往瑞士。



我们受邀去她家做客,一起在四面通透的客厅喝茶。她说,自己从山西的一个小城市考学到北京,在那之前从未出过国。在那之后,有很多中国人“出去”,但她觉得自己年纪大了,纠结了两年,咬咬牙,还是赶上了最后一班车。大多数人去了美国,因为她在瑞士有熟人,才选择了瑞士。至于选择伯尔尼,是因为她看了一圈瑞士的大学的招生手册,只有伯尔尼大学对外国人免收几百块的附加费。就因为这几百块,她当了一次自己的上帝,将自己像骰子一样掷到了伯尔尼。

 

在华人阿姨家


在伯尔尼,她一个人都不认识,德语很差,几年都回不了国。但回忆起来,她却不觉得辛苦,她几乎迅速就适应了吃奶酪、啃面包。她觉得自己的胃擅长遗忘。



也是在伯尔尼,她遇到了自己的瑞士丈夫。丈夫和她一样富有冒险精神,在八十年代初就曾坐西伯利亚铁路去过中国。那时中国只给外国人发三天的签证,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讲,但就是有办法自己摸索到最近的派出所,申请了签证延期。最后他在中国待了一个月。他在派出所学会的第一句中文是“来,喝茶”。



我们见到了她的两个可爱的混血女儿。她对女儿们说中文,女儿们听得懂,但回以德语。她一直在劝女儿们多和我们聊聊天,介绍我时说:“这位哥哥和妈妈毕业于同一所大学,你们知道妈妈的母校是哪里吗?”



我感到她非常希望女儿们能了解她的来处。她有她的历史,她的国家。新冠之前,还有国内的亲戚过来旅游,但这天之前,这栋房子已经五年没有中国人到访了。她安定下来后,曾想把妹妹接过来,可是妹妹待了两周,逃难似的回了国。她对我们的热情,或许是出于孤独。



女儿们和她们的爸爸、爷爷以及更老的祖先,都就读于伯尔尼大学。他们家就紧挨着伯尔尼大学,是一栋漂亮的三层老房子。一楼是她丈夫家祖传的百年药店,列宁在伯尔尼策划十月革命的时候,曾来这个药店买过药方。



她常常对丈夫说,我跨越了千里才来到这里,你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



我想起那场对谈的结尾,山东大哥问我们,你们对中国的爱是怎样的?



我说在中国,一天发生的社会事件也许是在瑞士一整年的总和。中国是个大舞台,而我是第一排观众。我们用公开或非公开的方式将这一切扫描下来,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它们最终都会变成珍贵的底稿。身为一位记录者,这是我的幸运。



5



在伯尔尼的最后一晚,所有人一块去喝酒。坐我旁边的是两位评委,一位是《纽约客》的专栏作家 Jon Lee Anderson,也是《切·格瓦拉传》的作者。另一位是 Nuruddin Farah,他来自索马里,常年是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誉为“当代东非文学的基石”。这是我后来才谷歌搜索到的,因此在聊天时毫无负担。



我戴了 Taylor Swift 的友谊手链,Jon Lee 问我,你是 Swifty 吗?他又问 Nuruddin,你知道 Taylor Swift 吗?快 80 岁的 Nuruddin 颤颤巍巍举起手:“我还知道她男朋友是打橄榄球的。”“还是堪萨斯城酋长队的,”Jon Lee 说,“真荒谬,我不听 Taylor Swift,也不看橄榄球,连我都知道这个。”


全球真实故事奖部分入围者和评委的合影



两位作家都很爱讲名利场的污秽。譬如有人在瑞士雪山脚下的庄园里给狗举办豪奢的派对;新加坡的商界寡头花一百万请一名作家做一场讲座;一位电影明星,足够美丽也足够年轻,仍然在她的脸上“do a lot of work”(做许多改动)。Jon Lee 说,想要写畅销书,无非是去写三个主题——如何变得有钱、性感、长生不老。



我觉得这群人有共通的底色。跨越了国族与家庭背景的差异,不随际遇与地位改变,你本来拥有的视角,即便在一只手碰到诺贝尔奖的奖杯之后,仍然是你可以拥有的视角。我的友谊手链上印的英文是“Anti-Hero”(反英雄),那位很讨厌瑞士的瑞士记者来回摩挲这几个字母,说这是属于记者的手链。



一个写塔利班政权的德国记者要提前离开。他即将驾驶房车出发,穿越欧亚大陆,去报道中国和亚洲。大家都祝他踏上一场伟大的旅行。



Jon Lee 一直在说,他闻到了披萨的味道,不过最终我们都没等来披萨。饥肠辘辘的记者们穿过晚上九点半的伯尔尼街道,去找一家墨西哥餐厅。后厨下班了,我们继续去找下一家。天空飘下雨来,亚洲人、南美人、欧洲人和非洲人塞满了那家坚持营业的墨西哥快餐店。觥筹交错的酒会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墨西哥玉米饼配粗薯条和可乐的套餐。

 


最后一晚,记者们一起去找墨西哥餐厅


这是一个我不会忘记的晚上。尽管我和他们才认识四天,却像有了很深的革命情谊。后来阿根廷记者在群聊里发了一条消息:我还在伯尔尼,没有你们,这座城市显得好空。我们是一起趟水的人,告别时我和每个人都用力地拥抱。我仍然要回去面对需要面对的,困难并不因此减少,但有些困惑消失了。记者无法也不必成为英雄,做反英雄的小人物也不赖。我们要幸存下来,要健健康康活下去,我将在新的坐标系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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