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徐菁菁
实习记者｜郭子介
看到今年高考因疫情错后一个月的新闻时，李华下意识地打量了一下光阴在自己身上的投影。两年前，他是高考最骄傲的胜利者之一，在博雅塔下如愿进入了自己心仪的学院。
高中老师们总会说：“上了大学你们就轻松了。”在他们的回忆里，大学是“下了课老师给大家递烟，大家一块儿抽”，是“把中学没睡的觉都补回去”。”李华“将信将疑”，他想，大学怎么可能这么闲呢，有那么多事等着自己去做呢。至少，他要“把中学时没精力、没能允许做的事情做一做”，“买了没看的书抽出时间读一读，每周都去独立影展或者电影资料馆看些好电影，再或者是学一门第二外语”。但进入大学后，这些打算“作为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情在todolist的地位不断下滑，以至于到最后几乎化成了心底的一道白月光”。
他曾向往亲密的友谊和归属感。李华记得当年清华招生组老师自揭其短，说自己学校没有团结的氛围，举的例子是“吃饭都是各吃各的，但是‘隔壁’（北京大学）就喜欢大家一块吃，很有集体氛围”。这是促成他报考“隔壁”的因素之一。可事实上，“隔壁”只是一个传说。“食堂里常见的是一桌四个座，大家谁也不认识谁。一般朋友碰上了聊两句，问问最近忙不忙，讲讲自己上什么课、做什么事情，寒暄之后就各忙各的了。微信上收到一个消息，基本都是有事儿的，没事儿谁也不主动找谁。知心朋友可能有一两个，但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两个。”
这一切或许都可以用“忙”来解释。学业压力让高考的佼佼者们也苦不堪言。“以至于到现在隔着一个假期，我回到宿舍楼里，脑海中都是期末备考时逼仄压抑的噩梦氛围。”学校有寒暑两个假期，国庆和校庆还有两个9天的长假，但假期不意味着休息。大一寒假，李华作为校园媒体的记者到一个东南沿海省份采访了9天，剩下的时间忙着整理材料、组织稿件。他把大一暑假分配成两周的暑期学校、一个月的实习，以及托福考试。因新冠疫情一个国际校际交流项目取消，让他“被迫”空闲。刚刚过去的暑期，他又去做了一个多月的经济学田野调查。
忙碌了两年，当大学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李华觉得自己对将来的规划终于“清楚了很多”：他放弃了大二时做学术研究的打算，决定去业界寻找工作机会。为此，他计划离开北京申请一个硕士项目。对于学什么他不太在意，“只要内容不排斥，学校的牌子足够响就可以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思路也很清晰。在大三这一年，他会重新考一次语言成绩、努力“再提一提绩点”、找一家“再好一些的实习机构”。
可是这种“清晰”却不能让李华感到踏实。自我诘问是尖锐而痛苦的：“短短的两年，我怎么会变得只考虑就业状况和学校头衔呢？”“兜兜转转做了很多事情，按理说试错也试了不少”，但只觉得“马齿徒增”，“并没有获得一种‘拥有’的确定感”。李华肯定学校在学科教学上无愧一流，“它给予了我强大的技能去应对要应对的一切”，可是，他“不快乐”，甚至于“压抑”。“或许这不是北大的问题，换在哪里都是这样的。”
对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来说，李华的困惑是一个熟悉的故事。刘云杉用了4年时间做了200多个学生的访谈，多为一对一的访谈。在这所中国顶级学府里，揭开漂亮的指标、体面的成功，这些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正面临普遍的困境：在极度竞争中，成功压倒成长，同伴彼此PK，精疲力竭。
“在北大和清华，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名词就是‘卷’，简言之就是一种因竞争而起的精力消耗和浪费。”李华说。人人都处于经济学所说的囚徒困境中。他还记得新生入学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期待，在琳琅满目的课表里选自己有兴趣的，“在社团里做得风生水起，搞一些大事情”。但辅导员老师、学长们很快就会让大家冷却冲动，理性地聚焦到一件事上：绩点。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李猛曾总结：“北京大学学生的学习特点——以绩点为中心，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关注绩点，关注每一门课的绩点。”
“绩点”让前途、出路这些看似还遥远的事情迅速压在刚刚从高考中脱身的孩子们身上。“不管你未来走哪一条路，绩点都是基本保障。”李华解释说，“选修双学位要看你在院系里的排名，最热门的经济学双学位或者中文双学位，没有3.6申请起来确实会比较乏力，而且要看大一的成绩。”保研首先需要被所在的院系推荐，一般来说，需要总绩点排名达到前60%。然后，还需要看接收院系的要求，这个标准在10%～40%。如果学生想去一个热门的院系，“没有3.7可能是很乏力的”。出国念书根据不同的项目有不同的要求，好学校的要求自然不会低。至于找工作，绩点是履历上最一目了然的指标。“申请实习的时候就能感觉到，有互联网大厂会要求你填写成绩在百分之几的水平。据说在金融行业，绩点直接决定了你能去什么档次的公司。”
绩点的背后是高等教育功能的变化。刘云杉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那个时代，大学生身份本身即等同于精英，是国家干部。如今，高等教育进入大众时代，学位不断膨胀、学历持续贬值，高等教育成了精英人才选拔的代理机制。
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大学对学生的考核标准变了。80年代，考试评分单纯依据学生对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程度。从1998年开始，成绩评定有了优秀率和不及格率的要求。根据2007年的规定，优秀率一般不应超过30%，不及格率一般不超过10%。这个原则意味着考试评价不仅考查对知识的掌握，更要评价学生在群体学习中的相对位置，考试演变成当下同辈之间的竞争，分数成了未来竞争的工具。
在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校中，分数的厮杀自然会格外惨烈。用刘云杉的话说：“这是一个由各级各类‘状元”组成的群体。考试既是他们证成加冕的盛典，又是塑造他们心智品质、身心惯习的日常战场。身经百战的他们，个个身怀绝技，人人出手不凡。”要获胜，只能寻找窍门，不断加码。李华常遇到的一种情况是：一门课程老师要求提交3000字的论文，但是有同学发现提交5000字论文能拿到更高分数，于是所有人都卷入了字数竞争。
高绩点不仅要求埋头苦学，更要求理性经营，在得失之间谨小慎微地做出选择。刘云杉在研究中分析：“学年或总评学习绩点=所学课程学分绩点之和/所学课程学分之和。所有课程参与计算，就课程对绩点的贡献来看，除了学分大小有差异之外，课程的其他特征都被夷平了。”
绩点背后的逻辑从一开始就被大学新人们熟知。李华所在的学院可以在全校所有课程中做选择。他记得入学的时候，有的同学想挑战一下自己，上“三高”（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和计算概论A）或者高年级课程，“负责任的学兄学姐或者辅导员老师”就会告诉他，“这些课的难度有多大，稍有不慎会对绩点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这不是“危言耸听”。在平均绩点的计算方法下，一门课所造成的“坑”要用5门甚至10门课程的绩点去填。刘云杉访谈过一名高中读文科的经济学院学生。他的数学课程绩点没有超过2，这是一门5学分的课。本科四年，他不能申请出国，不敢修双学位，只做了一件事——孜孜不倦地挣分填坑。
大学里应运而生了一种课程，名约“水课”。有学生这样告诉刘云杉：“我们要有刷绩点的课，这就是‘水课’，上课讲讲PPT，考试考考PPT……PPT就是骗骗他，跟看电影似的，看时高兴，看完就忘，能记住多少？……我现在修了100多学分，高质量的不到20个学分。”
在被绩点统治的世界里，一个学生可能很成功，但根本没成长。刘云杉访谈过一个孩子，进入大学后，发现“课堂只教很简单的语句、规则，大量的练习需要自己下去应用、搭建。我主动性差，不愿意去学新的东西；如果设计完成一个项目，需要学习一种相匹配的新语言，我觉得好烦好难。小组共同完成的大作业，我最后做个PPT，实质贡献是零，在组里我很尴尬，别人也很尴尬。后来，我就不再选这类课了，因为我也不想拖累别人”。
在大学，他完全按照高考逻辑获得了绩点上的“成功”：“我专业的实际水平可能是倒数，但绩点一定要排在前面。大三有一门必修课，平时作业抄室友的，课程考试70%都出自往年的试卷，助教可能再出20%的新题，老师再出10%的新题。我在BBS上把能找到的试题全部打印出来，追着助教一道一道问清楚；我还巧妙地将助教出的20%考题给套出来了，最后这门课竟然得了95分！裸分第二名！我自己都惊呆了，因为我真的什么都没学会。”
同样的逻辑并不只在绩点上体现。今天的大学，学生可以做学生工作、参加各种比赛、申请出国项目、实习等等，每一项都可以出现在未来的履历上，成为日后参选社会精英的资本。是否能够学到东西、是否属于自己的兴趣范畴不再是从事这些活动的唯二评价标准，它在履历上的含金量是必须要考虑的。于是，这又成了一种“卷”，为了不落后于同学，陷于被动，每个人不得不把自己的简历尽可能地填满。
李华入学的时候，大一就参加实习可能还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大多数人只是正常地过暑假，到处旅游玩一玩。现在他发现，大一实习的同学比例已经高了很多，商科同学大一暑期开始实习几乎成为标配。
学生工作也被尽可能地利用起来：每年评奖学金的时候能在综合测评里加一两分，如果学术表现不太好的话，可以有靠学工经历保研的机会。另外，一些用人单位也会看重简历中的学工、社团经历。李华的一些同学在大一时对工作没有任何兴趣，在大二突然变得积极起来。“聊起来大家可能很无奈地说，‘给自己多一条路而已’。”最近，他惊讶地发现，现在大一入学的新生就会在答疑群里表现出这方面的问题意识。“比如如何选调，中央和地方哪里好，具体的门道是怎么回事都问得一清二楚。以往很多冷门的发展道路，现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大家的视野了。”
“最头部的资源太过有限，大家为了争抢这些东西就只能在原本拥挤的赛道上争来争去。”李华说，“可能以往的同学多多少少还会走一些弯路，但是新入学的同学们在前辈的耳提面命下，几乎一上来走的就是前人试出的捷径。”捷径对应的就是“攻略”。刘云杉发现，在大学里，学生们和平级同学的关系变得疏离，但和学兄学姐的关系却变得紧密。他们之间的竞争性弱，而且后者能成为“攻略”的提供者。
几乎任何东西都有“攻略”。李华在大二的时候“想去美国顶级高校念经济学博士”，他很快就了解到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首先需要自己在课业上表现得非常优秀，另外还需要再额外修读几门更高深的数学和统计课程，比如实变函数、泛函分析。此外，需要比较有力的科研背景，证明自己确实是有科研能力的，包括但不限于自己独立完成的论文、给老师打工做研究助理等等。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需要两到三封推荐信。国内教授写推荐信在海外的认可度有限，所以本科同学可以到美国交换一个学期，去选一些硬核的课程，通过出色的表现得到一封推荐信，或者大量给美国的教授发邮件‘套磁’，问问能否给他们做研究助理，换来一封推荐信。”
在这份“说明书”上，和“操作指南”同样重要的是“风险评估”——“非常劝退”。李华得知，经济学学术不是一个很大的领域，“之前有人讲过，要申请到最好的经济学博士项目，意味着你要在这一领域中，在全世界的竞争者中排到前100名”。
绩点和攻略逻辑背后充满了精明和算计，外界很容易给出评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我采访大学老师，没有一个人忍心给年轻人扣帽子。
刘云杉深知学生们面临的现实困境。从前，人们觉得中国有一批好大学，考上它们的学生都有光明的前途。去年，她去一个省招生，该省理科状元是718分，她看到考了686分的考生打算回去复读，非清华、北大不上。“这就是符号效应，如果这个符号不是足够稀缺，没有足够的荣耀、足够的市场交易能力，人们会认为这个符号是负面的标签。”
每一代孩子都背负家庭的期许，但现在的孩子背负的期许越来越沉重。从前在大学教书，刘云杉觉得自己是在和一个个学生个体打交道，但近些年，她深刻地感到，她是在和一个个家庭打交道。
有时候，处理大一大二学生的一些事务，父母甚至会亲自出面和老师交涉。这一方面是因为“过去，绝大多数父母对大学没有任何经验可以用于指导孩子，现在许多孩子是‘学二代’了，父母有更多介入的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孩子的学业越来越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一个家庭常年持久的投资和努力。父母一方舍弃工作陪读不再罕见。
刘云杉指出，在古典教育中，教育的最重要功能是“认识自己”，但在现代社会，教育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使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里，用教育实现阶层跃升已经成为一种惯性思维。但教育所面对的现实也在变化。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有一个比喻，在他的故乡俄亥俄州，1959年的那一代人就好像踏上自动上升的扶梯，站上去就能自动往上升。但半个世纪过去，当他们的孩子踏上扶梯时，它却戛然而止。“在我那一代人的成长故事中，社会结构是开放的，有一个比父母更好的未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到了现在，更年轻一代要超过父母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刘云杉认为，“当下的中产阶层焦虑就在这里，即使不再要求子女如自己一代那样实现代际向上流动，也需要防止后代跌落，害怕被甩出去。教育在此，已成为一种防御性策略，不参与即出局。”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渠敬东观察到，中小学推行素质教育以后，学校内部的课业难度降低，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家庭在课外寻找各类培训班，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资源。“无论家长还是学生，小孩都知道在竞争里取得一点优势，就要花费大量的资源。所以每当取得一点优势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资源重新获得回来。”
“高校招生变成一场依据分数高低进行的拍卖，状元及其分数成为招生市场竞拍中的标的物，手持高分者待价而沽，交易的条件为高额的奖学金和所谓的热门专业。”招生部门告诉刘云杉，考生在选专业时，首先考虑的就是“用足分数”。一个孩子说：“为什么要选商学院？因为既不知道热爱什么，也不知道不热爱什么，不幸高考成绩又这么高，有什么理由违背父母期待、挑衅社会的常识？”利用规则，用精巧的计算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这种逻辑早在大学之前就被种植在了年轻人的头脑里。
然而，这样的逻辑正将这些聪明的年轻人置于危险的境地。渠敬东总是鼓励他的学生不要追求门门功课优秀。要摆脱绩点的束缚其实也很简单：保不了研究生，考研不就完了？但是，他说服不了学生。
“自我防护的需要演化成了安全至上的意识。家长和学生都习惯了进行人生设计，奔着一个确定性而去。他们不愿冒一点风险，一定要走最稳妥的路线。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要抓住每一次机会，我只有抓住机会才越有机会。”渠敬东说，“可是，有竞争就意味着不是所有人都能达成目标，或者说大部分人都达不到。很多学生因此处在一种恐慌之中。我能看到一些人在逃避，比如拖延症，比如回避见老师。另一种心理机制是，你越看重当下的每一个选择，你越焦虑。一旦有一个机会没把握住，某一个台阶没上去，你会马上陷入对自己的怀疑、自责之中。我有个学生因为写一篇课程论文就会觉得压力大到喘不过气来。他觉得这篇文章没写好，他的分数就不好，分数不好影响到整个绩点，绩点不好就保不了研究生。他接受不了事情不按照预想中那样进行。”
更深刻的精神危机潜藏在一次次的自我怀疑里。张明是清华大学六字班的学生（清华“黑话”，六字班就是2016年入学的）。回想自己的成长，他觉得“小红花”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表现物：“从小到大，大家都在追求‘小红花’，但其实小红花本身并不蕴含任何价值，它是一个符号，象征自己胜过他人。至于获得小红花做的事情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当我们接受小红花的时候，其实有两个隐含的意义：我要在竞争中胜过他人，我接受这样的竞争规则。”
“对这个规则的接受在上大学之前是非常顺畅的。但进入大学之后，你马上就会发现，你手上的小红花贬值了，接着，你发现你再也无法通过不断地获得小红花来维持自己学习的意义感。”张明问过很多朋友一个问题：“当你觉得‘丧’的时候，实在是不想再动弹的时候，怎么说服自己继续努力？”“只有少部分人能一下子明白我想问什么，大部分其实是把这个问题滑过去了。后来有个朋友告诉我，其实他不是没听懂，而是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谁想谁抑郁。”
张明在高中时代是几乎次次拿第一的尖子生。进入大学，一开始他还能保持胜者的势头，在学院里成绩排名前10%左右。但在大一下学期的时候，他报名参加了一个校级项目的选拔，“我本来觉得稳进的，最后却落选了”。
大二的时候，他开始“感到自己并不像大一时自认为的那样有天赋”，费了很大心思交上去的作业却“被老师批得体无完肤”。一天晚上，他赶完一个DDL（校园常用语，即Deadline，截止日期），筋疲力尽地躺在床上准备睡觉，脑子里还在计划明天早上起来有哪些任务要做。“突然间我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每天早晨爬起来，拼命地赶DDL？如果是为了拿一个好的绩点，那我为什么要一个好的绩点？”
“我把自己问住了，我发现后面有无穷无尽的问题，结论就是曾经支持自己的那些意义其实都是虚幻的。我想从床上爬起来，下地走一走，这是我平时思考问题的习惯。可是我发现自己居然连手指都无法动弹一下，因为我甚至给不了自己一个动弹手指的理由。”
从那以后，张明看到了规则的荒谬。“那时我非常困顿的一点是，我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在一把刻度鲜明的尺子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课程上有绩点，学生工作也有一套评定标准。志愿公益本来讲的是无我奉献，但它最后会被转化成工时。你做了300个志愿工时，就是五星志愿者；如果只做了299个，就只能是四星志愿者。甚至于你谈个恋爱，都可以获得一个评定：‘人生赢家！’我感觉到整个校园、整个社会到处都是巨大的尺子，从天连到地，所有人都在尺子上，拼命向上爬，时时刻刻能看到自己所在的位置。这太可怕了。”
在自我追问最痛苦的时候，张明考虑过自杀。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存在的意义，那就是自己的母亲。从小到大，他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温柔智慧，通情达理。
当年轻人握着辛苦积攒的履历，去面对象牙塔外的事业选择，面对更真实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更大的落差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学生进入大三以后，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会找他们谈话。“我说你们一定要想清楚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到底想做哪一种工作？工作就是三大类：从政，做公务员；到企业做管理人员或者技术人员；另外就是在大学里面做研究。三种工作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各有特点。而且你们一定要明白，所有的起步点都是好的，但都不是高大上的。小公务员的工作可能非常无聊，不允许你张扬个性。去企业里面，你以为去了就能做创造性工作吗？同样是日复一日，所以才有‘码农’之说。一切工作都有好有坏，都是要慢慢熬的。”之所以讲这些，是因为甘阳发现，学生们不懂自由选择就意味着放弃，“现在的小孩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抓在手里”。
张明观察到，大家常把在同伴竞争中获得的位置和未来收入直接挂钩。有同学曾对张明这样描述自己的持续焦虑：“刚考上清华的时候觉得以后要买个上百万的车，最后却发现买房子都很艰难了。你生了孩子之后，发现仅仅维持一个正常偏上的教育水平都很昂贵！”“能在1000多万同龄人中脱颖而出进入清华、北大的我们，都是同龄人中的前千分之一，但绝大多数人进入社会之后却发现自己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排名根本达不到这样的顶尖，甚至可能因为专业限制而算不上‘出类拔萃’，曾经有多自豪，现在的失落感就有多强。”
2005年，钱学森对到医院看望自己的时任总理温家宝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2009年钱学森去世后，这句话被转意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个令老师们深感苦恼的问题。大学的人才拣选变得越来越困难。刘云杉指出，卓越与平等是一对张力，由于减负与教育公平的要求，高考的难度不断降低，对人才的辨识能力被削弱。一些中学教研室专注于研究如何把知识变成具有操作性的答题方法，能够拿高分的学生越来越多。正是因为苦于这种现象，大学才开始进行以学科竞赛为基础的自主招生。但很快，大量市场化教育机构开始研究门道。
有位老师当过省招生组组长，参加过竞赛生、自主招生、科创等项目的面试。他告诉刘云杉，早几年自主招生时，经常能见到非常有特点的学生。大概从2015年开始，他就不愿意再参加了。“因为招生所面对的学生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有答案都一样。为什么？培训机构。现在很多孩子，包括自主招生、冬令营、竞赛中的孩子越来越会揣摩：老师你怎么想？我怎么迎合你？这很可怕。”
在被打磨成相似的“原材料”的过程里，孩子们失去了宝贵的鲜活经验和成长的多种可能性。甘阳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当院长的时候面试学生，看到很多孩子都有钢琴十级证书，一开始他为这么多家庭都有艺术教育感到很欣喜，可深入了解后，他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孩子真的对音乐有兴趣。
从前，老师们认为最好的中学生是课外书读了很多的孩子。现在，绝大多数进入顶级高校的孩子都没有丰富的阅读经验，“真的读了很多书的，考不进来”。甘阳常常问学生中学的时候读过什么，得到的答案经常是高考有关的，要不就是“四大名著”——“我最不想听到说四大名著，都是概念性的东西，有没有真读过，我一问就知道。”
在多年的训练里，年轻人真实的学习能力被剥夺。刘云杉有种强烈的感觉，孩子们越来越不会读书。“教育最重要的是动手、动心、动脑，但他们往往只会动脑。书本里的东西需要和自己的人生经验、人生困惑结合在一起，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很多孩子在方法上很熟练，你给他们一个复杂的文本，他们会画思维导图，拆解一套逻辑结构给你，很像那么回事，可实际上他们无法把书本和经验联系在一起。我必须让他们举两个例子，把理论变成一个故事，再用自己的话讲给我听，反复倒腾几遍，我才能确认他们是不是真的懂了。”
渠敬东感到，在被知性学习填满的成长过程里，真实的生活没有在孩子们身上留下痕迹。而让人真正成长的恰恰是生活痕迹的累积。“你为父母多做一点事，你才能慢慢体会到你们之间的亲情和孝道。你为同学做点事，你才真正知道友谊是什么。你毫无功利心地读一本书，真实地被它感动，它才能变成你的一部分。”
在匆忙的追逐中，不少孩子患上了现代人的通病：“无穷小又无限大”。“一方面，他们只盘算眼前竞争中的那点事，用无尽的精力搜寻无尽的信息，去对每一个机会作最精确的选择；另一方面，他们又学会了很多空洞的普遍概念，他们谈论人类的历史和未来，谈论美国、欧洲、阿拉伯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熟练地用一些概念给出极其抽象的判断，却很难去理解真实世界的复杂性，连身边的事情都难以丰富细致地理解和把控。”
在工具理性和成功学的浸淫下，志趣变成稀缺品。一位理科学院院长告诉刘云杉，曾有一个绩点高达3.89的学生来申请奖金学，老师们一看，几乎所有难的、具有挑战的课程，他都巧妙地回避了，所以成绩单很漂亮。老师们追问他为什么不选有挑战的课，他说，那不是他的兴趣所在。老师们又问：“什么是兴趣？”他说，兴趣就是被承认，如果不被承认，就说明没有胜任力，自然也就没有兴趣。
“我得出结论，他不是对知识感兴趣，而是对分数感兴趣，对绩点感兴趣。”这位院长说：“我坚决主张，不给他奖学金，如果我们奖励这样的学生，鼓励这样的做法，我们学校就完了。”“大学想要培养有创造性的人才，创造的前提是敢于冒风险，成功学的要义恰恰是规避风险。”刘云杉说。
其实，很多孩子不是没有拥有寻找志趣的愿望，只是愿望在现实中显得脆弱不堪。过去的大学里，至少有两种力量在帮助志趣的形成：一是“闲”。渠敬东回忆自己的大学时代，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大家也并不认为学习成绩好就高人一等，于是，很多尝试可以无顾忌地展开。“对一个问题感兴趣，就可以把与之相关的所有书读完。这就好比谈恋爱，你觉得一个人不错，必须全情投入去追求、去相处，你才能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他，你们适不适合在一起。”
二是一定的约束。“很多深刻的体验，需要全身心投入以后才能获得，这可能是一个艰苦的历练。”刘云杉说，“过去，学生没有那么多的选择。历史系啃二十四史，一本本读，一本本抄。在这个过程里，你可能就读进去了。你和历史生活在了一起，它变成了让你最自在的东西。”
如今学生们在摸索的路上患得患失。历史专业的学生告诉刘云杉，他也希望如老师所说“有定力，要专注”，“滴水穿石，做出扎扎实实的学问”，“但一看室友，都修30多学分了，我有顾虑啊，万一学问做不出来，其他路也全堵死了！……校园有各种诱惑，社会有各种压力，我什么都想占全，多数同学心态都是这样，尽可能地一直往前冲……就怕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被整个世界淘汰了！”
李华是个“不太信邪的人”，他不选自己不感兴趣的水课，也不在期中退课，其代价是：“每次考期，复习到后半夜、一周通宵一两次都是家常便饭。北大的凌晨两点、三点、四点、五点我全都见过而且经常见到。”大二那一年，他确认自己对经济学不感兴趣。但对这种“确认”，他并不笃定。他怀疑自己其实还没有“好好地站在它面前和它接触”，“就断送了一些原本可能有的缘分”。
他曾有一段时间对哲学产生了朦胧的兴趣，觉得“老师讲的东西是有价值，也是有意思的”，可是，“那一个学期有28学分任务和课外的其他工作，每个双周我都有一个周六要从晚上9点开始写论文到后半夜，期末一页一页地背PPT。每当我回想起学习哲学或者宗教学的经历，我的脑海里总能浮现出那些应付作业的紧张时刻，这么下来确实没有任何兴致了”。
伯乐和千里马之间的彼此成就变得困难重重。“如今的师生关系更似梅贻琦所比喻的‘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看客如不得其妙，趣味索然，或左顾右盼，心猿意马。”刘云杉感到，老师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的老师是在寻找徒弟，心理上很亲近。现在，你经常会觉得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寄养在这里的‘养子’，人家已经很成功了，也很骄傲，他以后未必看得上你做的这个工作，不会守着你的行当，他拿到想要的东西就会走。既然只是一个暂时代为照看的关系，你得对他客客气气的，要求也不能太严格。”
渠敬东每两三年都要带他的学生干一件事：排话剧。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它够“慢”。排一场话剧，背台词、走台、练发音、琢磨剧本，这是一个慢的过程。“一个集体活动，我得调整一下这个人，再调整一下那个人，每个人发挥自己不同的长处，最后凝聚成一个东西。这件事快不起来。”原本，学生彼此之间很少交流，但在排演话剧的过程中，大家从竞争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认识了更真实、丰富和生动的彼此。渠敬东很得意地告诉我：“上一个剧组谈成了三对恋爱。”
“这种快不起来的事情如果不发生在大学里，应该发生在哪里？如果不发生在教育里，应该发生在哪里？”渠敬东说，“今天的教育一定要拉慢社会的节奏和速度，让人沉下来，这样你才能在别人那里留下生活的痕迹，也让别人在你这里留下痕迹。别人既指的是书本上、历史上的那些人，也指的是身边的这些人，也有可能指的是未来的人——你如果能够学会为别人做些事，从中体会到真正的快乐，你才会有真正的未来。”
2009年，甘阳在中山大学建立博雅学院，一直致力于推行通识教育。他觉得大学必须得培养“心性”。“学生已经接受了太多的知性教育，学校变成了科学养鸡场，研究的是还能打多少激素，灯光是不是还可以再亮点，怎么刺激能让学生记住更多东西。”甘阳说，“专业教育实际是一种把人作为工具和作为手段的教育方式，现在尤其突出了专业与市场的关系，我们是在为市场所用为就业而教育。在大学里，我们在没有给予学生充分的个人人格发展的情况下，把他们推到市场的供求中去。许多外在因素使他们无法静下心来思考自己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恰恰是一个学生在本科阶段最应该想的问题。”
新雅书院努力拉开学生和那个充满诱惑的功利世界之间的距离。学院的大一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大二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全校任何一个专业，没有任何绩点、比例限制。张明记得刚入学的时候，很多同学对这条规定都感到难以置信。很快他发现，这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效果。“由于专业挂钩不同的高考分数，学校其实存在一种天然的专业鄙视链。但在我们内部，这种鄙视链被打破了。”
大一新生入学，甘阳都要给他们上八周的课程，讲“大学之道”。他要让他们在进入这个环境的时候，思考大学是什么，自己所处的教育环境的弊病是什么，应该在大学里得到什么。“十一”假期，每个学生都被要求回家调研自己家庭几代人的教育史，然后宿舍集体准备一份作业。一个小小的宿舍几乎就是中国的缩影。
有一个宿舍，四个人分别来自北京、省会城市昆明、非省会地级市湖南常德，以及四川广安农村。四个女孩一共调查了家里的59人。在这份家族教育史里，她们看到了男性与女性在教育机会的获得上如何变迁、农村人口如何逐渐向城市转移、职业如何向多样化发展。很多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起来，书本和自身发生了联系。学生们也触摸到了现实世界的复杂和立体。有一次一个学生讲到了自己的大姨为家族的向上流动做出过很大的牺牲，甘阳让学生们思考：你们觉得应该批评她缺乏自主独立性，没有自由意识，还是感激她的奉献精神？
甘阳在婺源找了一个村庄、一家布鞋厂。他要求所有大一学生暑假去农村干一个礼拜的农活，去布鞋厂做一个礼拜的工人。这项活动要算绩点。学生们和他谈，说特别不乐意去。他说：“我知道你们不愿意，我认为很正常。你们，清华学生，天之骄子，你们觉得自己怎么可以劳动？我不管。”原先，甘阳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要求的学工学农是一个月，而且没有学分。
做这件事，劳动之外有更多的考虑。“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些孩子一定要有个时间能够从他们一以贯之的生活节奏里跳脱出来。否则，他们每天想的都是DDL、绩点、评奖，生活完全被程序化了。”甘阳总建议新雅学生成立一个“发呆”协会：“拿出一段时间出去走走，坐在那发呆什么也不要想，只有这样你才能回到你自己，否则你的生活是不由自主地被一套东西推着往前走的。人人都有不得已的地方，越是不得已，越要有自我意识，越要有主动性。”
考虑之二是接地气。“这些学生从小到大，从校园到校园，外面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很多人连猪都没有见过，猪都没有见过的人来谈农村问题是荒谬的。工都没做过一天，你谈什么公益？你知道普通工人是什么样的吗？”令甘阳印象深刻的是，中大博雅第一届有三个学生下农村的时候住在一户开饭店的人家里。于是，他们帮着洗碗、洗菜，干各种杂活。这几个学生到现在和这家人还有往来，还有感情。
工厂和农村的生活对比，还暗含着另外一层体验。学生们几乎都觉得农村比工厂好。“在工厂里，你就是一颗螺丝钉，你的一切活动是被程序安排的，你只是众多生产环节中的一个。但农民是自主的劳动者，自己安排劳作，累了可以歇一歇。他能看到自己的完整产品，是有幸福感的。”
甘阳对自己找的农村实习地点有一点特别满意：没有手机信号。于是，这些孩子们只能在闲暇时用聊天、打牌打发时间。两周下来，他们的同学感情急剧升温。这是他渴望看到的。在他的大学时代，同学相互学习带来的收获要远远超过老师。过节的时候，学院组织学生一起过节。新雅的全部学生住在一个宿舍楼，楼下有宽阔的公共空间。“这些东西平时就像空气一样，你处在其中的时候感觉不到，等你脱离了这个环境，你会突然意识到它的价值。”张明说，“越到后来我越是感激这段经历，因为我很早就在伙伴们身上看到了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我是在午夜时分采访的张明，他已经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学习社会学，正在做田野调查。为期一个礼拜的调查，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工作，晚上6点结束。短暂的晚饭后，大家回顾讨论这一天的访谈，讨论研究框架直至凌晨。这是他在四年的本科结束后做的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明很感激那次精神危机，因为只有经过了彻底的怀疑，他才将自己从设定的轨道里解放了出来。他的生命历程让他对家庭问题和教育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终促使他走进了社会学。我问他会不会担心未来的前途和收入。“肯定还是会想这些，但不像原来那么焦虑了。就像李克强总理说的，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相比绝大多数人我真的已经非常幸运了，焦不焦虑说到底是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知足就好。”
有些东西比高薪更吸引他。“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很美好的，你见过一次就再也忘不了了。”张明记得本科时上的那些课，老师们讲《理想国》、读《史记》。“你知道这些东西他们已经读过、讲过无数次了，可他们还是深深地、真诚地陶醉在里面。我虽然还无法完全领悟，但我至少见过，我知道人类的精神世界可能蕴藏怎样的幸福。”
刘云杉在北大同样见证了许多勇敢的突围者。一位学生两次延缓毕业，用6年时间完成了本科学习，经历了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人文学科的跨学科学习，最终明确了研究古典学，找到了一生从事的志业。
“我真的耗费了最宝贵的6年时间才找到真正的研究问题，最后一两年才慢慢开始知道应该如何去学习，怎样去听课，跟哪些老师学习，怎样去看书，怎样做研究，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试错过程。”这场经历不仅是学习中的寻找，更是不断的辨析，甚至背弃家庭及社会的期待。他告诉刘云杉：“我的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期待不过是社会流动的跳板，用我们地方的老话就是‘兴盛了’，家人看你上北大了，就是要当大官了，挣大钱了……庆幸的是，这些年我的（价值观）有了很大的改变。”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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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日，北京大学生正在办理报到手续。（蒋启明摄，图｜视觉中国）
8月29日，新学期开始了。武汉大学的学生排队等候进入学校。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王旭华 摄）
2016年哈尔滨某大学举办的一场招聘会。这一年全中国有约750万大学本科生毕业。
众多学生正在图书馆内专心备考。（图｜视觉中国）
图书馆内的学生（吐｜视觉中国）
1988年，尚未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们在海口市街头摆摊（图｜视觉中国）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渠敬东（王旭华摄）
2019年公务员考试现场，稳定是当下大学生求职考虑的重要因素。（图｜视觉中国）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宝丁摄）
1987年，北大学子在秦巴山区做社会调查（图｜视觉中国）
1987年，复旦大学的学生在宿舍里交谈（图｜视觉中国）
不少年轻女孩选择在网上一起创业，亲密同学关系是大学最重要的财富之一。（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