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过得太糟心了！除了新冠疫情如密布的乌云一样笼罩世界，生活里迸发出的许多话题也让人感到窒息。

为了能让孩子读好学校，家长越来越实施密集型的养育，“鸡娃”焦虑成了最容易引起中产阶级共鸣的话题。这只是焦虑人生的起点。如愿以偿进入好大学，是进入了新的竞技场，继续焦虑。那些在高考中胜出，最擅于考试的学生们在所有跟前途相关的项目上继续比赛，他们比考试成绩，比论文字数，比实习经历，甚至连自嘲是普通人都要进行比赛，比一比谁是最普通的人。彼此PK，筋疲力尽。

图书馆内的学生（图｜视觉中国）

从学校进入职场，焦虑。市场变化莫测，商业竞争异常激烈。亿万富豪们到处宣扬自己凌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工作，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普通人就在加班文化里无法自拔，互相攀比在公司的时长，“996”和打工者是最容易引起职场共鸣的话题。

今年，我们曾经为困在系统里的外卖员转发刷屏，可仔细想想，很多人其实是同样的处境，被困在一个无形且强大的系统里，如转笼中的小松鼠，拼命向前跑却原地踏步。今年的年度生活方式，我们讨论到底发生了什么和怎么逃离如此困境，我们该怎样逃离无所不在的算法？

插图｜茜茜佛思

这种无形且强大的系统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行为科学教授保罗·多兰称为“社会叙事”，其通常包含行为规律、心理认同和偏离规范后的制裁三个要素。保罗·多兰把“社会叙事”定义为“元社会偏好”，它是社会期望对所有人的要求，比如考上好学校，找到好工作，结婚，生孩子，“鸡娃”，孩子考上好学校……循环往复，一旦有人偏离这些规范，不求上进、懒惰、剩女、loser等惩罚性的标签扑面而来。

这些社会叙事经常包裹着“为你好”的外衣，许诺遵循规范将获得幸福美满的人生，可这无法解释“鸡娃”，考上“985”学校，进到大公司，明明已踩在幸福之路上，为何有“小升初上岸”“内卷”“996”等令人窒息的焦虑存在。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跟成功、财富相关的焦虑来自于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向上流动的预期和逻辑却没有改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蒙克说：“任何人经历过代际向上流动，自然会有思维定式，认为我应该比我以前过得好，我的孩子应该比我过得好。自二战结束以来，整个世界确实是一种欣欣向荣的状态。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无论美国人、中国人，还是印度人，或其他人等，都是只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就能实现一个更好的生活。问题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现在进入了风险社会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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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提出的概念，那一年发生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它像一个隐喻，说明现代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科技进步和现代化自身把人类带入危险之中。这种风险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并且通过现代信息技术，风险导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会迅速传播到整个社会。

《风险社会》一书十几年在中国翻译出版，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今天的体会更深。从新冠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到蛋壳公寓爆雷这样的社会事件，每一项不但有直接的经济损失，波及的范围和影响也极为深远。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便没有社会学家的提炼，人们直觉就能感受到不安。“现在想要往前迈一步取决于很多不可控因素。这种不确定性，好像努力了也没什么结果，就是人类学家项飙老师说的，自我抽打的陀螺。”蒙克说。

蒙克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牛津大学社会政策系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清华大学。对比自己和学生们的求学之路，蒙克说：“我们那个时候选定一条路就不会分心做其他的事儿，最后大概率都实现了。现在因为社会变得充满不确定性，个体如果想安全，就像买保险一样，实习要去一下，公务员也要考一下，每一个都要去尝试，精力有限干的事情越来越多，就会变得很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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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竭力追求好学校、好专业、进到大公司能够缓解风险社会的不可控、不确定所带来的焦虑，进而获得幸福美满吗？这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从客观上讲，金钱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能够带来安全保障，让人们有更多选择的自由。特别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根据2019年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月人均收入1000元左右。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说：“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缩小贫富差距对贫穷地区人民提升幸福感有重要作用。”

城市里也存在经济和资源匮乏。蒙克说：“中国的家庭现在是一种高压环境，它要承载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需求和社会功能。职场是一个高压环境，家庭还是一个高压环境，才有人们下班开车到家，坐在车里待一会儿才进门的现象，才有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结婚的现象。家庭应该是一个治理目标和一种治理手段。政府如果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给家庭减压，它自然能够改善生活质量，抚慰心灵和提升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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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收入与幸福感增加并不总是成正比。从社会层面看，据清华大学幸福科技实验室2016年联合微博数据中心等单位所做的“中国幸福地图”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人民的幸福指数呈现倒U形曲线：人民的幸福感开始是和当地人均GDP呈现正相关，然而到达某个“幸福拐点”之后，当地人均GDP越高，人民的幸福感指数反而下降了。这个拐点是人均GDP4.5万元。

从个人层面看，收入的增长无法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彭凯平说：“第一，人的适应能力让我们通常高估自己从某一事物中持续获得快乐的可能性，涨工资、买房子会开心并不代表会因此长期快乐下去；第二，比较的心理倾向使得我们在评判幸福感时更多地依据相对收入而不是绝对收入的高低；第三，幸福饱和理论认为幸福感并不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它符合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第四，过度强烈的挣钱动机有损人的积极情绪。”

无论从社会现实，还是收入对幸福的影响上，“考上好学校、找到好工作、挣到荣华富贵”都无法必然获得美好人生，为什么还要执着于这些特定的叙事呢？除了跟财富、成功相关的社会叙事，困扰我们的还有“结婚”“生子”“白幼瘦”等，它们引发的婚姻焦虑、容貌焦虑、年龄焦虑等在社交媒体上此起彼伏。保罗·多兰认为：“当我们盲目追求某些特定叙事，并希望周围的人都按此行事时，我们就掉进了叙事陷阱。”

插图｜茜茜佛思

获得幸福首先得从叙事陷阱里爬出来。我们要关注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不是强迫自己活成他人眼中应该的样子。保罗·多兰在文章中写道：“我们需要重塑身份来贴近更加真实的自我，这种自我是不断流动变化的，因此也不要给自己贴标签（比如父亲、教授、健身爱好者），这会让自我变得僵化。”我们还要尊重和理解世界的多样性，你因为遵循社会叙事获得了幸福，可也许别人并不会，所以，不对别人的选择评头论足。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好处是，你也不会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免受叙事陷阱的威胁。彼此放过，适可而止，不要苦苦相逼。

获得幸福也有途径，它不是“鸡娃”、考上“985”、进到大公司、买到学区房、保持“白幼瘦”等，而是一系列科学化的能力和方法。彭凯平说：“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决定个人幸福感的因素里，遗传因素也就是父母的幸福能力和心理特质占25%到30%，环境因素占10%，其余是个人主观感受和主动行为。分析这个比例可知，遗传因素无法左右，客观环境对幸福的影响不大，而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幸福发挥重要作用，它意味着人们有机会发展自己获得幸福的技巧，积极正向引导自我心理状态和主观感受，重组自身所处的环境，从而使自己变得幸福。”我们总结了四个关键词：心流、叙事自由、掌控和破圈，它们有的是技巧，有的是态度，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洪流里，给大家一点点控制感。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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