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亦是鸵鸟办法。”抗战8年，傅雷索性闭门不出。卖地成为一家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
1947年4月，他翻译美国记者斯诺的报道：《为什么我们不了解俄国》、《俄国人怎样看法》、《斯大林必须和平》，附录斯科特所著《俄国三度空间的外交政策》，结集为《美苏关系检讨》。他在译者代序中指出，“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犯了很多很大的错误，不但有目共睹，而且大家已经交相指摘。但是苏俄对我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全部友好，完全平等。红军在东三省搬走日本人的工厂，进步的刊物噤若寒蝉，不赞一词。《中苏条约》公布，国内所有的报纸，不分派别，一律颂扬。这些现象怎么解释呢？难道我们的独立的人格还没建立？难道我们不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想？”
“斯诺揭示苏联的二重人格，解释现实主义政治的原则，狡兔三窟式的苏联外交，用历史与事实，证明国家主义在苏联外交政策不但存在，而且居于第一位。”
文章登出，立遭批判。周建人批评道，“那篇对美苏关系的态度的文章，直白地说，含有‘亲帝反苏’的色彩，对于苏联用心指摘，并指斥别人为什么不反对苏联。对于美国则事事曲谅，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行为认为只由于一些‘误解’，还责备别人的‘口诛笔伐’的不当。”
傅雷撰文反驳：“近代思想界自以为摆脱了宗教，却另创了一个新宗教。其迷人处与可怕处正与一切宗教无异。与任何虔诚的教徒辩宇宙问题人生问题都是白费，对他们都是大不敬。可是受任何教徒诅咒亦未必真入地狱。当此大局日趋恶化，国共两党作殊死战之际，个人被戴帽子，不论为赤为白，都是意料中事。敢于道破真相，call a spade a spade（实话实说）的人，一向是国民公敌。”
文末仿佛谶语：“左派也罢，右派也罢，死抱住正统也罢，死抱住主义与教条也罢，不容忍决不会带来和平，天下苍生也不见得会沾光。一个民族到了思想统一，异端邪说诛尽灭绝的时候，即是它的文化枯萎以死的时候，或者是把人当作物，叫他到世界能够去闯大祸的时候。”
傅敏说父亲有很多左派朋友，比如楼适夷，父亲很早知道他是地下党员，还让他住在家中，“但周建人文章出来后，他对左派失望了。”1948年，傅雷好友宋奇帮出主意，让他借口开办进出口行，动身离沪。
妻舅朱人秀是老地下党，在其引导下，家中两兄弟相继入党。他们的子女说，傅雷死后，他们曾问长辈，伯父会不会有事？得到的答复是：没关系，是上面派他接近傅雷的。朱人秀告诉传记作家叶永烈，当年傅雷“受右翼朋友影响”，不懂党的政策，一听到苏区搞土改，斗地主分田地，便卖掉家乡剩余土地，典当私宅，携全家去往昆明。他本想借西南一隅观察局势，可还是去了香港。在香港，很多人游说傅雷就此安顿下来。但他作出决择，“我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1949年12月，一家人走海路到天津，回沪前，他们赴京看望了钱锺书夫妇。作为军代表接管清华大学的吴晗想请傅雷教法语，让钱氏夫妇做说客。杨绛回忆，“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
全家迁居昆明时，傅聪考入当地的粤秀中学。因父子频发冲突，去香港时，父母只带走傅敏，将他托付给朋友照管。15岁，他自行考入云南大学外文系，琴艺停滞不前，偶尔为合唱队担任伴奏。朋友们可惜他浪子般虚度光阴，1951年夏，帮他在教堂里开办个演，他照着《101首世界名曲集》逐一弹奏。傅雷跟楼适夷说，“你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把帽子脱下翻过来，大家帮帮忙，这孩子就是这样回上海来了。”
1953年，傅聪
1953年正月，父子再起争执。傅聪根据自身音乐感受，认为贝多芬《第十小提琴奏鸣典》要比父亲肯定的第九首《“克勒策”奏鸣曲》重要。儿子的顶撞，让傅雷勃然大怒：“狂妄，你才看过多少书？”傅聪倔强地离家出走，住进小提琴家毛楚恩家中。在毛家，没有父亲的监督，他依旧每天早起练琴，未曾松懈。一个月后，傅雷因姑父去世，感喟人生无常，让家人接回已在想家的傅聪。
“傅聪17岁，我才肯定他可以专攻音乐；因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时，就是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出有独到之处。除了琴，那个时期他还另跟老师念英国文学，自己阅读不少政治理论的书籍。”傅雷洞悉，儿子的艺术心灵已步入成熟期，“自幼培养的独立思考与注重逻辑的习惯，终于起了作用，使他后来虽无良师指导，也能够很有自信的单独摸索，而居然不曾误入歧途——这一点直到他在罗马尼亚比赛有了成绩，我才得到证实，放了心。”
傅聪凝视着1959年2月8日于欧洲首次登台的海报
1952年底至1953年1月，纪念贝多芬逝世125周年，傅聪首次登台，在兰心剧院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不久，北京派员来到上海，为罗马尼亚“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赛”选拔琴手，有人举荐了傅聪。闻知儿子要与上海音乐学院学生竞争赴赛名额，傅雷致信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
“大意是，听说音乐学院不太服气，不能怪他们。学生们因参与政治运动，致使练琴不够。可傅聪待在家中，时间要比他们充裕。如果只有一个参赛名额，不用考虑傅聪。”傅敏回忆。结果，傅聪与电影导演史东山之子、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史大正入选。
1953年夏，在中国青年代表团四百多人中，傅聪、周广仁、史大正分在独奏组。“学院很多人崇拜史大正，他人又好。起初，认为他比傅聪弹得好。”中央乐团老宿舍楼里，曾任大提琴首席的马育弟说。青年文工团团长、时任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曾向他透露，傅聪参赛以及调入中央乐团，让自己与中央乐团团长李凌背负压力。学院中人议论，这个“上海小开”是社会中人，不具学历资格。“好在他拿奖，一块石头才算落地。”
1953年8月16日，新华社发布电讯，傅聪荣获钢琴独奏三等奖。他将铜牌忿忿摔在地上。一位评委预言，他虽未拿金牌，但将会了不起，此人对肖邦理解非同一般。联欢节后，他作为中国艺术代表团成员去东欧访问演出。在波兰，他弹奏了大量肖邦作品，引起轰动。
“波兰文化部一个老太太非常喜欢傅聪，她是他留学的关键人物。”梅百器另一个弟子、钢琴家周广仁说，当年波兰总统贝鲁特向团长周巍峙正式提出，邀请傅聪留学波兰，并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在波兰，傅聪得到克拉科夫音乐学院创始人杰维茨基的指导。“杰老师”被誉为肖邦权威，也是“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评委之一。74岁的他精力旺盛，喜欢站着授课，遇上音乐慷慨激昂，会吼叫高唱。但在艺术表现上，他却反对丝毫的夸张。傅聪记得刚到波兰，老师从他琴声中听出，“聪啊，你的心里有一头猛虎，你得好好控制住。”
1955年2月22日，“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揭幕。场外傅雷密切关注名单上每个选手。“除非洲来的以外，没有一人的学历像你这样可怜的——换句话说，跟到名师只有六七个月的竞选人，你是独一无二的例外！”
第一场比赛，他因练琴时用力过猛，手指受伤，排到最后一天。“那是最吃亏的：因为评判员听了10天从早到晚的肖邦；那一天轮到我，原定中午12点。在我前面还有3人上台，从10点开始的。我10点半去，不料前面3人不是手痛就是病，都不能弹。我一到，催场的人就说马上得出台，我手也冷，心理准备毫无，但我并没有慌。”
进入第二轮，他明显得心应手。到第三局，选手们从74名淘汰得只剩下20名……3月20日获奖名单宣布，傅聪名列第三，还荣获惟一的“玛祖卡”最佳奖。当晚5点多，傅雷夫妇接到马思聪夫人从北京打来的报喜电话。
“东方升起一颗星，这么光明，这么纯净，这么深邃；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世界纪录！我做父亲的一向低估了你，你把我的错误用你的才具与苦功给点破了，我真高兴，我真骄傲，能够有这么一个儿子把我错误的估计全部推翻！”傅雷的兴奋溢于言表，此前他曾写信给周巍峙，不愿傅聪参赛。
“从录音中清清楚楚感觉到你一切都成熟多了，尤其是我盼望了多少年的——你的意志，终于抬头了。我真高兴，这一点我看得比什么都重。”傅雷欣慰地说。
不经意间，傅敏的意志也在抬头。从香港回来，傅家租住宋奇家在江苏路的宅府。他偶然发现以前的犹太租客遗留下的一把小提琴。宋母将琴转送给他，他也去请雷垣教琴，还向中央乐团小提琴家韦贤章求教，又跟随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陈又新苦学两三年。听到他想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傅雷断然摇头：“不行！”
直升华东师大一附中高中部，傅敏依然心结难平。傅聪来信鼓励他停学。父亲傅雷则自有一番道理：“第一，在家不能单学小提琴，他的语文根底太差。我自己太忙，不能兼顾；第二，他至此为止在提琴方面的表现只能说中等，在家专学二三年后是否有发展可能毫无把握；第三，敏的看谱能力不强，夜长梦多，对钢琴，更渺茫；第四，截至目前为止，敏根底最好的还是自然科学与教学，至少这是在学校里有系统的训练的；不比语文、文史的教学毫无方法。倘等高中毕业以后再酌量情形决定，则进退自如。倘目前即辍学，假如过了两年，提琴无甚希望，再要回头重读正规学校，困难就多了。”
“你是块教书的料。”傅敏哭闹时，父亲平静地说。他现在心服口服：“教师的起码素质是，认真仔细。生活、学习井井有条。他对我平日观察，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1956年7月，傅敏高中毕业。他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外国文学系，如果不能成为小提琴家，就要做父亲那样的翻译家。校方见他家庭教育素质全面，力劝他报考外交学院。傅雷并无异议，毕竟这所学院不是谁都能进的。
3年后，外交学院却将傅敏以“预备师资”之名，送往北京外国语学院，只是档案关系还属于学院。他心知肚明，外交家之梦破碎，因为父亲划右，哥哥出走。
“蛰伏沪渎忽忽又已半载，苟全生命，乏善足陈，方今诸子百家皆遭罢黜，笔墨生涯更易致祸，懔懔危悚，不知何以自处。”早在1950年6月，傅雷便向画家黄宾虹发出危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邀请他，他在昆明未出席。第二次又请他，“在沪，未出席”。
楼适夷自朝鲜战场归来探访他，“不少已担负了新职务的旧知识分子都爱找他来发牢骚”，他将“所谓新社会的阴暗面”倾盆大雨似地泼来。“我听他谈这些话，跟过去同我谈旧社会时根本不同，以前他表现出仇恨与愤怒，这回所表现出的却是焦急与不安。”“等我从浙江回到上海，我发现他已成了一位政治活动的忙人。”
傅聪称父亲走出书斋是1954年、1955年，“他到社会上去，看到整个国家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深受感动，又说看了许多解放战争、革命战争时的小说，补了课，他感到以前‘不能够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认识是书生之见。”
1955年，傅雷出席上海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常委委员扩大会议，作为文学、新闻、出版小组副组长与政协代表，递交7份意见书共18万字。傅敏记得很清楚，为作好会议发言，父亲写好讲稿，让母亲卡住时间，掌握时限练习。“他还特意请人上家中，纠正不标准的普通话。”
当年民主促进会马叙伦、徐伯昕等领导人邀请他回到民进，他却坚决回绝：“党派工作必须内方外圆的人才能胜任；像我这种脾气急躁、责备求全、处处绝对、毫无涵养功夫的人，加入任何党派都不能起什么好作用；还不如简简单单做个‘人民’，有时倒反能发挥一些力量。”
1956年9月，傅雷与傅聪在切磋琴艺
1957年3月，傅雷以特邀代表身份，赴京参加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会后，他来到中央乐团看望团长李凌。在那里，他高赞毛主席讲话深得人心，“一定要将会议精神好好传达国外的傅聪。”
傅雷为儿子手抄《毛主席对<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大会讲话》，他显得兴致勃勃：“此次会议，是党内会议，党外人士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毛主席每天分别召见各专业小组的部分代表谈话，每晚召各小组召集人向他汇报，性质重要可想而知。……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
5月1日，报纸发出整风运动指示，鼓励“大鸣大放”。一周后，傅雷便发表文章《大家砌的墙大家拆》：“一肚子理学，仿佛普天下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全在我心手中；一面孔道学，仿佛一举一动，片言只语，无不正确；道貌岸然，令人望而却步：少数党员的政治优越感就有点这种气派。一味情虚胆怯，诚惶诚恐，觉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太多的谦逊也不容易叫人放胆亲近：某些党外人士的政治自卑感就给人这种印象。这种印象和那种气派碰上了，久而久之便在党群之间糊起一层纸，——相敬如宾；纸变成板，——相安无事；最后变为一堵墙，——相对无言。”
没过多久，风云突变。一时间，“右派”之名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令人惶惶不可终日。一批人先后被点名，里面就有报社总编、傅雷的好友徐铸成。
7月6日，作为报社社外编委，傅雷在《文汇报》发文《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从解放起到去年8月为止，5年半中间，徐只在1950年与我见过两次面；直到《文汇报》复刊前才又来看过我二次，复刊后又看过我二三次（一次是专谈访苏观感）。一向我只感觉到他佩服罗隆基章伯钧（因为有一次他说民盟中央只此二人能独立思考），可没想到他完全受他们指挥，更没注意他平时问‘文汇报该怎么办’，其实是真主意，假商量；……直到近十天来报上陆续揭发，我才知道他是有阴谋的，有集团的，以民间报纸花色繁多为名，遂行他办成一张反社会主义报纸的策略，为资产阶级复辟打先锋。”
我问傅敏，怎么看待父亲这篇文章。他说这恰好说明父亲的天真，“按他的话说，我没想到新中国成立那么久，还会有右派？1950年以后，他看到国家蒸蒸日上，从疑虑变为信任。徐铸成找他商量整风，他提出怎样做才有理有利有节。不想徐却写什么‘与傅雷密谋’。”他指的是1957年8月22日，《文汇报》第三版刊载徐铸成《我的反党罪行》。文中一节是，“和傅雷密商许多问题”。1960年，统战部委派徐铸成再做傅雷“思想工作”。一踏入傅家门，就被朱梅馥推了出去。
“可悲。”傅敏又说到父亲的表姐夫裘柱常，也是黄宾虹弟子顾飞之夫。“他翻译科技性文章，曾让我父亲改得一塌糊涂。批判我父亲的头天晚上，他上家中貌似安慰，我父亲这人直筒倒豆。第二天会上，他搞歪曲揭发。两家再无往来，我父亲叹恨，没想到几十年都瞎了眼。”
1957年8月24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联合声讨，《傅聪的成就靠谁？傅雷的鞭子，还是党的培养》。接着，《文汇报》刊登《市政协大辩论进入高潮，傅雷中间路线思想……受到批判》。8月26日，在《批判错误思想准备反击右派 谈话旁听侧写》一文中，傅雷违心检讨“自认为是一个有糊涂思想的普通人民，属于中间分子”。
“双百”期间，他就知识分子、整风、文艺界、出版界领域，发文12篇。“反右”中，却重点批判他，说他坚持资产阶级民主，反对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
1958年初，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及作协其他党组成员与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想保傅雷“过关”，为此他们已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疏通。石西民素爱阅读“傅译”，他暗示傅雷，检讨不妨将调子再定高点。傅雷斩钉截铁，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什么都重要。
见他不肯低头，他们让他的好友柯灵前去说服。柯灵向傅雷剖白众人苦心，不久便收到傅雷来信，“说开会的结果，他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他强作达观，说处在这样的大风浪中，牺牲一个区区傅雷算不了什么。我像猛然坠入冰窖，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心。使我特别难受的是，好像是我把他诱进了陷阱。……我回到上海，找到那位同志，探听对傅雷问题的处理，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那位同志向来作风明快，此时却沉吟半晌，只说他也没有料到是这么个结果。我意识到他本人大概碰到了一些麻烦，不好多问，这很像是一个谜。”
“文革”后，周而复向傅敏揭穿谜底。当年节骨眼上，一位中央主要负责“反右”的领导来沪，示意上海右派太少。为填充名额，柯庆施将傅雷加了进去。
4月30日下午的批判会上，傅雷被宣告为右派分子。深夜，朱梅馥不见他的身影，忧心忡忡。最后他还是回来了。书斋里，夫妇俩无言对坐。许久，他才开口，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亲爱的敏弟：首先让我对你道歉，隔了这么久才给你写信，我前不久是给你写了信的，可是我没有寄，因为我的心情非常坏……我实在需要安心下来，要是老这样思想斗争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的艺术更受不了。”1957年11月5日，傅聪在信中向弟弟诉苦。
这年9月，他与留苏作曲家吴祖强应召回国，在京参加整风运动。因为父亲与吴的大哥、戏剧家吴祖光“身份特殊”，他俩被限制在沙滩红楼文化部招待所内“集中学习”，被命令与亲人划清界限、勇于揭发、虚心接受小组成员的“批评帮助”。中秋节冷冷清清，两人手捧吴祖强六妹送来的月饼，忐忑惶惑。
“我哥在整风鸣放期间，在波兰极为踊跃。他给李德伦（知名指挥家）写信，李德伦热心将信四处宣扬。北京音乐界原定挨批的学生对象中有他、吴祖强、严良堃。等我哥一回，便取代了严。”三人写检查，上面表示傅聪写得最好。“他是中文底子好，这儿不见得好。”傅敏指了指脑门。一个月后，周恩来下令，留学生不用反右，让他们回去吧。傅聪险些不能继续留学，多亏夏衍保住他。
在京时，傅聪住在马思聪家，楼适夷代他父母前来探望。闲谈中，他高谈苏联问题、波兰问题。这位忠诚的老党员告诫他，作为留学生，不宜谈论这些事情。随后，楼适夷向周巍峙反映他思想活跃，周巍峙又向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转述。钱俊瑞批评傅聪：“再这样下去，就把你调回来，叫你下乡劳动去！”
10月底，傅聪临走前见傅敏。“饭桌上，我哥向我透露，钱俊瑞跟他谈了两小时。还说周总理特别关照要同他谈谈，他们已经对他摸过底，说他是一块大材，要他抱着超过世界水平的雄心，多接触群众，将来至少要下去劳动5年。”傅敏说，这话把傅聪吓坏了。
“我无法理解钢琴家去劳动以后怎么办？难道改行？”回到波兰，傅聪为此苦恼，他已从母亲来信中获知，“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讨，最后说是进步了，是否算是结束，还不知道。爸爸经过这次考验，总算有些收获，就是人家的意见太尖锐了或与事实不符，多少有些难受，神经也紧张，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工作停顿，这对他最是痛苦，因为心不定。……爸爸这一年来似乎衰老了许多，白发更多了。”
“我心里更难过，我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我能说什么呢？”1958年2月，高教部长杨秀峰去波兰，单独找傅聪谈话，批评他骄傲，脱离政治。中国同学中有人反映，他出名后，常被邀请出外演出，所以他有收入租房，进出乘坐出租车，过着“资产阶级生活”。
这年6月，使馆突来指示，要他立刻回国。“杰老师很伤心，他和校长给使馆写了信，希望至少考了毕业再回去，希望到明年2月，使馆又找我谈，我说我争取11月以前毕业，使馆才同意了。”父亲划右后，傅敏几次想写信，都被母亲拦住。虽不明就里，可国内一个劲催促，让傅聪预感不妙。1958年12月，煎熬中，他决定离开波兰，去英国。
“傅聪出走，得到一位英国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他看到傅聪护照时，说了句至关重要的话，你的护照全欧洲通用。原来，傅聪与我们一般的留学生不同，因为他有时要到波兰以外的国家演出，所以发给他这样的护照——这一点，连傅聪自己也未曾注意到。在那位教师帮助下，傅聪悄悄买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决定出走英国。由于单独在外居住，他的行动避开了中国留学生的注意。傅聪坐在飞往英国的班机上时，正遇伦敦有雾，班机推迟起飞。这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已察觉他的动向，正要采取措施，伦敦上空的雾散了，班机起飞了。他还在空中，外国通讯社便已发出了关于他出走的电讯。他刚刚抵达伦敦机场，外国记者们便包围了他。他一句话也没说，钻进轿车，飞驰而去。”一起留学的史大正回忆。
“他没想过不回来。只是形势一天天变化，让人没法回来。”艾方惠吁叹，她是朱梅馥高中同学张原我的女儿。傅聪曾引荐史大正做她的钢琴教师，她不知道，如果傅聪那时回国，下场会不会与史相似——1955年，史大正的父亲史东山自尽。“文革中不让他弹钢琴，折磨他每天楼上楼下搬钢琴。”文革后史大正定居英国，至死未再演奏。
1959年初，好友周煦良来到傅家，说上海作协负责人之一叶以群拿着印有“傅聪出走”的简报找他，告知一位中央领导明示，各人做事各人当，请傅雷放心。尽管他打好腹稿，尽量婉述，傅雷听了，还是“顿如霜打雷击”。
“陈毅同志对夏衍说，应该争取他回来。只要回来了，没事。夏衍把我找去，要我把这层意思转告傅雷。我如实告诉了傅雷，他表示要做好傅聪的工作。”柯灵说。
同时，朱人秀也经常来傅家，“组织要我多关心他。我把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外国的形势讲给他听。”傅雷向他流露，想与长子通信。傅聪到英国后，曾写回一封长信。半年后，傅雷夫妇才收到此信。他们将信交给朱人秀，由他请示党组机关。获批后，1959年国庆，他们写信给日思夜想的儿子，“孩子：十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加你的负担。你既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
此时，傅家经济困窘。1949年以后，和巴金一样，傅雷纯以稿费维生。但划右后，他已不能出书。“我们请示过中央宣传部，据指示可以让傅雷继续译书，但新出的必须改名。于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室主任郑效洵去函，跟傅雷商量改名一事，傅雷回信坚决拒绝改名。”楼适夷告诉叶永烈，那时人文社内部商定，一面请傅雷译书，支付稿酬。一面把译稿压下，待他“摘帽”后出版。
朱梅馥实在忍不住，向傅聪道出隐情：“这两年来营养之缺乏，非你所能想象，因此百病丛生，神经衰弱，视神经衰退、关节炎、三叉神经痛，各种慢性病接踵而来。他虽然一向体弱，可也不至于此伏彼起地受这么多折磨。……于是我不得不在1月6日给你的信上明明白白告诉你：像我们这样的父母，向儿子开口要东西是出于不得已，这一点你应该理解到。爸爸说不是非寄不可，只要回报一声就行，免得人伸着脖子等。2月9日我又写道，我看他思想和心理活动都很复杂，每次要你寄食物的单子，他都一再踌躇，仿佛向儿子开口要东西也顾虑重重，并且也怕增加你的负担。的确，他自己也承认这一方面有复杂的心理，有疙瘩存在，因为他觉得有求于人，即使在骨肉之间也有屈辱之感。”
她还告诉傅聪，即使身心俱损，父亲还在为他抄写6万字的《希腊的雕塑》。“他知道你对希腊精神的向往，但认为你对希腊精神还不明确，他就不厌其烦地想满足你。因为丹纳的《艺术哲学》不知何时出版，他最近竟重理旧稿，把其中讲希腊的一个chapter（章），约五万余字，每天抽出一部分时间抄录，预备寄你。爸爸虽是腰酸背痛，眼花流泪（多写还要头痛），但是为了你，他什么都不顾了。前几天我把旧稿替他整理出来，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原来的稿子，字写得像蚂蚁一样小，不得不用了放大镜来抄，而且还要仔仔细细地抄，否则就要出错……”
傅雷则对儿子吐露知识分子的艰辛：电影、戏剧、史学、哲学方面有些错误的有毒的作品和理论，陆续受到严正的批判。文艺界、音乐家都以本国的、现代的为主；“介绍外国文学当然更要着重批判，不能单单因为是古典名著，就无原则地照搬，对青年发生坏影响。”“巴尔扎克和别的古典作家一样，他的作品跟我们眼前的情况和要求相距太远了，考虑了好几个月，挑不出合适的东西可译。至于批判，既要对原作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又要相当的马列主义修养，两相结合，才能写出一篇不犯大错的译序：真是谈何容易！”
身体禁锢，精神踯躅，令他安慰的是儿子成了朋友。“孩子，你说过我们的信对你有如一面镜子；其实你的信对我们也是一面镜子。有些地方你我二人太相像了，有些话就像是我自己说的。平时盼望你的信即因为‘薰莸同臭’，也因为对人生、艺术，周围可谈之人太少。”
1961年9月30日，报上登出“右派”摘帽名单，傅雷也在其中。相对妻子“满腔愉快的心情”，他认为“本来戴帽子与摘帽子都是他们的事，与他无关”。
1962年夏，傅敏大学毕业，在家晃悠半年，工作毫无着落。“文革“中，他从大字报上得知，是档案上的家庭背景令人不敢要他。挖掘他的人是北京女一中女校长杨滨。该中学教导主任读过傅敏档案后，回去与杨滨商量，她果断拍板：这么好的英语人才，他们不要我要。
“我们知道班里要来个英文老师，他父亲是傅雷。我知道傅雷，我家有本《高老头》就是他翻译的。傅老师初到班上，文质彬彬，单纯极了。政治讨论中我问他，老师，如果敌人把你抓起来，你会不会叛变？他大义凛然地站起身：我坚贞不屈！听到空军某位要人去世了，他当场眼泪就流下来了。他从没拿自己当黑五类子女，也就是说，他对别人的歧视毫无感觉。班上无论多么蠢笨的孩子，他一视同仁，想方设法诱导他们动脑子。这些笨孩子今天不是当了英语教授，就是出国。当年比我们学校拔尖的女附中与男附中学生，知道有他教英语，都上我们这儿听课。”傅敏在女一中时的一位女学生向我讲述。
爱才的杨滨将两个俄语班改成英语班，让傅敏授课。1963年到1966年，学校创办英语实验班，又让他负责。《世界文学》主编陈冰夷曾想将他招入社里，傅雷婉拒：还是让他安心教书吧。“假期回家，我跟父亲讲怎样教学生，他听得津津有味。还跟过去一样，他一个接一个问题启发我，替我谋划，我们谈到深夜。”傅敏眼里泛着暖意。
傅聪出走后，曾对媒体立下“三不”原则：不入英国籍，不去台湾，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1964年，因全世界演出需要签证，他加入英国籍。傅雷夫妇为此郁悒很久。偏在此时，傅聪与妻子、小提琴大师梅纽因之女弥拉，有了孩子凌霄。接信后，他们内心五味杂陈。“父亲没多说。他想不通也无能为力。”傅敏说。
1965年10月25日，为境况所逼，傅雷不得不向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求援。由于白内障，信由他口授，妻子执笔。收到信后，石西民致信上海市委照顾傅雷生活和工作。第二年“文革“爆发，石西民自身难保。
傅雷不止一次向钱氏夫妇自比“墙洞里的小老鼠”。他知道自己不善周旋，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有书斋。翻译是他透望世相、传递心声的途径，“1949年以后，成为他惟一表达思想的方式”，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许钧说。那时，他已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精神上的幻灭也日益加重，“终日为前途渺茫，忧心忡忡，焦灼不堪”。越是如此，越思念远方的儿子。夫妇俩常常半夜惊醒，百感交集，忧心如焚。
1966年8月12日，凌霄两岁生日还剩两天，傅雷不无辛酸，“想象着我们的孙儿在你们的客厅及厨房里望着我们的照片，从而认识了远方的爷爷奶奶，这情景，又是多么叫人感动！尽管如此，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可一点都不抱希望。”
反右时，傅雷曾遭姚文元攻击。当1965年11月文汇报刊出姚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深感在劫难逃。
“1966年6月初，我就直觉，父亲要出事。”傅敏说，七八月间，有人登门命他交出与父亲的通信。他说都烧了。为避免书信被人查出，他全部投进马思聪家的大铁炉。“那些信里，父亲对我谈的还是做人，”他握着纸杯的手不停地颤抖。惟有父亲为他翻译的《英语史》作修改的11页长信，他舍不得，私托朋友保管，最终还是失去了。
8月23日，里弄突击读报回来，傅雷与妻子在书房清理旧画古董。保姆菊娣在屋外听他说，音乐学院可能要来砸，要砸就让他们来砸，最多大不了两条命。
3天后，北京开始大抄家。傅敏忙往家中打电话，电话那边母亲宽慰他，我们都好，你放心。傅聪也从海外艰难打进电话。“姆妈”，“阿聪”，电话两端，母子刚唤出声，便哽咽难语。勉强说上话时，电话已挂断。
“8月27日晚上7点多钟，我母亲、朱人秀、丁济南医生等6人来到他家。他把母亲存放在他那儿的首饰还给她，其他人事情也处理妥当。大家简单吃下一点东西，当作告别。他坦荡地说，这次，他无论如何也不愿人格再受侮辱，他要带着梅馥一起走。我母亲深知，他一旦下定决心就不可挽回。但还是力劝，老傅，如果要走，你能不能将梅馥留下？他说，他不能让她一人活下去受苦。”艾方惠回忆，她父亲1949年前曾是外国领事馆法律顾问，50年代初被打为反革命，投入监狱。傅雷为之申冤，数次写信给领导。“‘包庇反革命’也是右派罪名之一。到了文革，打倒‘地富反坏右’，你说他逃得过吗？”
8月30日深夜，好友周朝桢纳闷傅家灯火通明。走近门口，里面声音嘈杂。为探究竟，他按响门铃。大门打开，朱梅馥站在门里，与他对视片刻，默默地将门关上。
8月31日下午，朱人秀打电话到傅家。朱梅馥柔和的声音，换成陌生人的质问。
艾方惠的母亲没有对她隐瞒。此后，她每天骑车在傅家门前溜达。9月3日，傅宅大门贴上了法院封条。母亲听说后告诉她，你不要再去了，他们“走”了。
（参考资料：《傅雷文集.文艺卷》，《傅雷文集.书信卷》，傅敏编，当代世界出版社；《傅聪版.傅雷家书》，傅敏编，凤凰出版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浦东傅雷研究》，浦东新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等编，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傅雷画卷》，叶永烈著，复旦大学出版社；《铁骨傅雷》，叶永烈著，文汇出版社；《傅雷与傅聪——解读<傅雷家书>》，叶永烈著，广西出版社；《译道行》，金圣华著，湖北教育出版社；《江声浩荡话傅雷》，金圣华著，当代世界出版社；《傅聪，望七了》，傅敏编，天津社科院出版社；《傅雷译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傅雷传》，金梅著，北航大学出版社；《傅雷别传》，苏立群著，作家出版社；《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沧海》三部曲，简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傅雷的审美情趣与艺术理想——从傅雷与黄宾虹交往的角度》、《傅雷对刘海粟艺术的批评》、《傅雷留法期间的艺术活动探析》、《傅雷与艺术哲学》、《傅雷与上海美专》，吕作用著；《傅雷二三事》，刘海粟著；《旋律的霞晖——吴祖强传》，林林著，凤凰出版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感谢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的帮助。）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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