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杂志约了写的，因为是零碎写过多次的题目，不少内容都是旧稿，凑活着看吧。
虐民之类的问题，是由别的老师写的，这里就没提。
决心一统天下的那一刻，秦王政可能并不太清楚自己的决定，究竟意味着什么。
可以肯定的是，他采用的很多举措，都注定带来可怕的后果。
第一个毁灭性的步骤，是统一本身。
战国时代的思潮，追求统一的愿望，已经很强烈。如孟子就曾经与人有这样的对话：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呢？他说：“定于一。”统一是让天下安定的出路。但孟子又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显然，他心目中能够一统天下的国家，绝不是秦国。
这是很普遍的想法，事实上，秦国在山东六国的人们眼中，是最恐怖邪恶的国家。
有很多人，提到秦国就忍不住要骂“虎狼之秦”。
著名的长平之战，秦军把韩国的上党地区和韩国本土切割开来，希望用这种方式迫使上党人投降。结果，“吏民皆安为赵，不欲为秦”，上党人的选择是投降赵国，我们韩国人变成赵国人没关系，变成秦国人可不行。
一个齐国人，有天下高士之誉的鲁仲连，发表过“义不帝秦”的宣言。他强调说：秦国对士人奸诈，对民众暴虐，如果一定要让秦国成为天下的统治者，他就宁可投海而死。
到战国末期，有人给秦王提建议：秦国地广人稀，而赵魏韩三晋的土地则已经无法容纳本国的人口，因此希望秦国能作出一些政策调整，吸引三晋的百姓向秦国移民。其中说到：民众的心理，总不过是追求有地有房，但东方人明知道秦国的房和地都很充足，“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
这是一封讨好秦王的上书，它也这么说，显得尤其有说服力。
就是说，当时的社会心理，是理想中的统一，优于当下的分裂；但当下的分裂，又优于被秦统一。
只从军事角度考虑，秦要灭掉山东六国，其实不是很难。《韩非子·初见秦》里，就揭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战国晚期，六国军队已经失去了抵抗秦军的意志，而之前几十年里，秦国多次错失了灭掉六国的机会。
换个角度想，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本质上是要天下人接受一个大家最厌恶的结果。这个新生的帝国，一开始就是一个巨型火药库，随时有爆炸的风险。
回头看韩非子的那个判断，几十年前秦就有了灭六国的军事实力而没有选择这么做，也许只是小心规避统一后要面对的风险罢了。留着富庶却衰落的六国，时不时攻杀劫掠一回，收益可观却不用承担管理成本，其实也挺香的。
第二个毁灭性的步骤，是短期内全面推广郡县制。
统一之初，大秦朝廷上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丞相王绾等人主张一国两制，在赵魏韩推广郡县制，燕齐楚实行封建制；而廷尉李斯，主张立刻全国一盘棋，都是郡县制。
这场争论后世被称为封建制与郡县制之争，似乎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其实，王绾们更多考虑的是可行性问题：他们显然也不是旧制度的拥趸，主张不过是量力而行罢了。
李斯的主张当然更加高瞻远瞩，但要全面推行郡县制，对帝国来说，却存在很大技术障碍。
如果采用分封制，那么一个皇子带着一群大臣，率领一支军队前往自己的封国。接见一下当地的贵族，要他们表示对自己效忠，一个新的诸侯国也就算建立起来了。
刚被消灭的山东六国里，这些贵族多半有数十甚至几百年的传承，势力根深蒂固。他们未必在乎自己属于哪个国家，所以不久前帝国的大军把他们的祖国灭掉，他们就并没有毁家纾难激烈反抗。现在，当然也不指望他们真心忠于帝国的利益，但只要他们愿意宣誓，然后该缴税的时候由他们去向平民征税，有大规模徭役时则由他们去组织人力，也就可以实现平稳过渡了。
但郡县制就完全不同了。至少县一级的政府，都需要由帝国派遣官吏去进行管理。一方面，这意味着本属于当地贵族的权力，都被帝国剥夺，他们会对帝国产生巨大的抵触情绪；另一方面，帝国一时也很难派遣出这么多官吏。
孝公时代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实行严厉的法治。也就是说，政府机构中，需要有大量熟悉法律条文的官吏来完成具体工作，这些官吏被称为“文法吏”或者“文吏”。为了满足这个需求，秦国很快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教育体系，也就是“以吏为师”，被称为“史子”的年轻人追随资深官吏学习法律和政令，保证了文吏源源不断的供给。
但是，这个一百多年来行之有效的体系，只是为了满足“秦国”这样一个诸侯国运转而设的，要治理“秦朝”这样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就显得像往地上泼一杯水，根本无法负载巨大的舰船。实际上，短短十年就摧枯拉朽般把山东六国一扫而空，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全面推广郡县制也是临时做出的决策，事先根本没有人想到要给文吏人才库扩容的问题。——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这些改革诚然代表着历史的前进方向，但总需要具体的人去贯彻落实。
拒绝封建推行郡县，帝国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
首先，官员们普遍会认为自己的回报不足，今皇帝德迈三皇功高五帝的伟大事业里，自己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尤其是到东方任职的官员，会被当地骄奢淫逸的生活风气所腐蚀，当地人还会告诉他们，原来本地的贵族享有多少特权，现在他们全部没有，而所受的严格监管，却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当然会心怀怨愤。
其次，因为文吏储备不足，司空曹、金布曹、仓曹、户曹、吏曹、狱曹……庞大的地方行政系统的那多多工作人员，都只能任用本地人。实际上也就是，大秦要帮助他们习得行政能力和组织经验，获取或政治和社会资源，可是这些人对帝国却不会有任何忠诚。
后来的叛乱中，刘邦领导，萧何、曹参等人辅佐的沛县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秦帝国亲手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
第三个毁灭性的步骤，是没有尽早确立一个强势的继承人。
不管怎么说，秦始皇在世的时候，大规模叛乱并没有发生。说明凭着千古一帝的威势，至少在一定时期内，还是能镇压住局面的。
但始皇帝的尸体发臭后不过一年，大泽乡一声怒吼，陈胜、吴广就反了。
如果继承宝座的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局面大概是能好一些。——但这和二千多年来始终能引起人们兴趣的遗诏真伪问题无关。
秦始皇一直在热切追求长生不老，一个抱有自己可以长生不死的希望的人，总是很难甚至经常拒绝考虑继承人问题的。他喜欢的法家理论，认为“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儿子尤其被列为可能威胁到君主权力六种人之一。秦始皇拒绝把权力给任何人分享，尤其是没有重要培养哪个儿子。
所以他的儿子里，根本没有一个雄才大略又在群臣中享有足够威望的人物。
认清这一点就会发现，赵高、李斯有没有篡改始皇帝遗诏，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
如果遗诏是真，说明始皇帝选错了继承人，秦二世胡亥望之不似人君，根本缺乏起码的领导人素质。
如果遗诏是假，说明始皇帝已经政令不出辒辌车。他身边的小集团可以任性的按照自己的需求行事，而公子扶苏接到假诏书后，那么轻易地选择了自杀，说明他柔弱的肩头，也根本挑不起维持大秦帝业的重担。
所以我们看到，叛乱一起，看起来恢弘强势不可一世的帝国，竟如此轻易地土崩瓦解。
项梁、项羽起兵的过程是这样的：这叔侄俩一直在会稽郡策划造反，一天突然郡守来找项梁，但不是知道他的逆谋要抓他，而是和他商量：“现在到处都有人造反，这事儿好比抢红包似的手快有手慢无，咱们一起干吧。”项梁不接受这个合伙人，于是把项羽喊来使个眼色，就把太守宰了。
刘邦起兵的过程则是这样的：陈胜起兵之后，很多地方的豪强或百姓，都杀了地方官响应。沛县的县令一合计，与其等造反的杀我，不如我率先造反。然后他怕自己的支持率不够，于是找手下已经有上百流氓的刘邦合作，但见到刘邦之后又怕控制不了局面想反悔。大动乱时期这么犹豫不决当然是作死，于是他就被杀死了。
两件事很相似，这些和皇帝非亲非故的地方官，表现得一点誓死效忠朝廷的气节都没有。
接下来，造反者和政府军作战的过程，显得更是如此。
项羽对上了秦军主力，打了几个胜仗之后，就有人给秦军统帅章邯写信，历数秦朝的待遇差，功臣名将没有好结果。章邯读了信，也就很有共鸣。再一次大败之后，虽然流了几滴鳄鱼的眼泪，但毕竟是向项羽投降了。
刘邦进攻钱粮重镇南阳，南阳守自己投降不说，他手底下人还给刘邦出注意，您对我们好一点，可以树立一个正面典型，表示投降您是有好处的，以后可以“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刘邦照办，于是就真的一路畅通无阻直奔咸阳了。
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支秦军主力，始终没有参与平定叛乱的战争。那就是当年被派去扫平百越的南征军。他们已经在南方驻扎了十三年，这时的算计是：回去平叛，一来未必打得赢，二来打赢了也未必又足够的回报。相反，继续在南方待着，“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他们就干脆隔断南北交通的道路，独立建国了。
总之，秦政带来的结果是：六国贵族觉得自己是被打击迫害的对象，秦国的官吏和将士觉得自己付出巨大功劳赫赫而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天下百姓觉得自己被繁重的劳役折磨得或者死掉或者生不如死……所以只要有一线机会，没有人愿意做这个帝国的陪葬者。
但我们也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能因为了指出始皇帝的每一步都注定带来可怕的后果，就妄想自己可以拿出正确的方案。
这些年有些学者研究战国晚期的秦简，发现作为一个普通秦人，要想获得爵位很难，但失去爵位却很容易。于是得出的结论是，《史记》等古籍高度评价这个制度不可信，军功爵其实是个非常坑人的考评体系。
我不大赞同这个说法，因为军功爵产生了巨大的激励效果，帮助一代代秦军获得了连续不断的胜利，这个事实不容否认。如果军功爵制一开始就这么坑人的话，不可能有这个效果。
更合理的解释是：砍一颗人头就升一级爵位并获得相应待遇，本来确实是秦人实现阶层跃升的重要途径。但随着秦人对六国的军事优势越来越大，将士们的砍头技术越来越娴熟，而六国在秦的打击下越来越贫穷衰落，秦王就陷入了困境：战胜获得的收益太少，统计军功时面对几十万颗首级，秦王知道自己已经支付不起赏额。所以他只能千方百计增加秦人获得爵位的难度，于是才出现了竹简上的那种状况。
可见即使是砍头，也一样是会内卷的。秦国的小镇砍头家看看老一辈砍头家获得的回报再想想自己，怎能不怨气冲天？
更糟糕的是，和电视剧《大秦赋》里宣称的秦有雄厚的粮食储备不同，其实秦始皇即位后，秦国的粮食生产状况非常糟糕。这一点翻检一下《史记·秦始皇本纪》就非常清楚：他在位的头几年连续发生饥荒，以至于不得不允许百姓纳粟拜爵，后来灭韩之年“大饥”，之后灭赵又是“大饥”。
内部生产不足，就不得不发动对外战争；一次征服掠夺收益有限，就必须迅速发动下一次征服……我们看到山东六国并不欢迎秦的统一，但当时秦未必能有统一之外的选项。
全面推行郡县制确实导致了地方全面失控的问题，但如果一开始就给齐、楚等地放权，在那里封建子弟而保留原有的社会组织，就一定可以度过危机吗？会不会如李斯预测的那样，这些新封建的诸侯他们和本土势力相结合，于是爆发类似西周初三监之乱那样的叛乱，大战更早发生？
如果秦始皇死后，秦有一个强势继承人并且明智地在东方叛乱爆发后采用先收缩再反击的战略，那么就又是短期内谁也吃不掉的局面。结果无非是楚汉相争变成楚秦相争，刘邦项羽争天下时那种恐怖对耗，也还是照样发生。结果还是如葛剑雄先生估测的那样，战乱结束后，天下本有四千万人，死得只剩一千八百万。
也许，有没有秦始皇这样的千古一帝，历史大势根本不会有多少改变。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的，也许是另一批英雄，但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无数尸骨被践踏如泥，都是那个时代的蝼蚁注定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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