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控久了，上海人有一些怨气，需要有释放的渠道。全国其他地方的人们也有焦虑，同样需要释放出来。大家在互联网上做表达，这真的不奇怪。
网络管理者删帖，不意味着各地政府不重视意见。恰恰相反，在中国互联网上表达意见，比在西方国家抱怨管用得多。中国的实情经常是这样的：一边删帖，政府一边关注帖子的内容和传递的情绪，改进的努力会随之而来。西方的情况则是，表达不满往往可以随便说，但基本没人听，说了也白说。
互联网是西方发明的，与他们的制度是量体裁衣关系，进入中国，它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化”，与我们这里的现实对接。中国的网络管理必须有，否则互联网就会在政治上“改造”中国。一些删帖也是必要的。同时，各种措施都应有度，删帖不能极化，网络管理既要维护社会秩序，也要给民众表达意见留下应有空间。
讲真这是个挺不容易的摸索过程，既要又要，愿望好，实现起来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有不足我相信是常态，尽量做好应是目标。
在这样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摩擦，甚至冲突，我觉得真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的社会需要有对这些摩擦以及各种情况的承受力。治理中的摩擦需要脱敏，这么大的国家，太平静太规则怎么可能？我们需要从政治上适应“这儿不出问题那出问题”，不断维护动态的稳定与平衡。
我认为，中国社会的超大规模就是特殊的稳定器。什么事不管当时多么轰轰烈烈，但很可能很快翻篇，被新的热点替代。不怕问题多，有些我们能解决，还有些解决不了，但因水涨船高它们下沉而减少危害。不分官员民众，全社会都应当对中国的韧性有信心。

大冒進時造成災難的不僅是浮夸風，還有一夜之間毁掉上千年逐漸形成的适合地理條件和前現交通條件的供求與商業系統……

克莱夫贪婪地阅读那些成套系的冒险故事，“比格斯探险系列”是家神般的崇拜对象，而“斗犬杜蒙”条件反射般的英勇，则与青春期荷尔蒙的骚动强烈共振。
直到很久以后克莱夫才意识到，他的偶像比格斯的封面肖像完全呼应了布雷克的纳粹雕塑，是备受希特勒推崇的雅利安男子气概的理想形象。而斗犬杜蒙则“充斥着愚笨的蛮勇和仇外的势利，主人公招摇的架势就像一个好斗的反犹分子”。
“我的一些英雄人物在各方面都是法西斯分子，只是没穿纳粹制服罢了。我的青春期是在超人作恶多端的时代之后，而不是之前，但我并没有发现这两者的联系：也许因为我异常迟钝，但更可能是因为青春期有自己的时段，拒绝被历史占先……然而远处，超越我卧室四壁之外，历史已经似惊涛骇浪扑面而来。显然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但这里却有这些奇妙的拥有力量的人：不是掌控别人的力量，而是掌控事件的力量。唯一的缺点是他们是虚构的。”
他在下一个阶段步入了现实，二战后大量现实主义记述如洪水般涌现，整整一代男生在阅读英雄故事中成长，他也不例外，却依然像阅读垃圾小说那样阅读它们。读扬格的《隆美尔传》时，他被悲伤压倒了， 因为隆美尔没能在沙漠中获胜，他用彩笔临摹的隆美尔肖像装饰了床旁边的墙壁。克莱夫的母亲看到这一切心情一定很复杂，“但她知道如何等待”。
“结果她等了很久。我的英雄崇拜褪色缓慢，部分是因为战争书籍中的角色的确相当英勇。我还没有意识到他们之所以有机会大出风头，是因为情况对他们有利，但我贪婪的阅读习惯最终还是令我明白了不舒服的真相。在利物浦的罗素爵士撰写的《纳粹党党徽的祸害》一书中，我首次读到了另一种有关集中营的记述，那里无路可逃，我也不会想要去临摹那些我见到的图片。当我读到罗素·布拉登的《裸岛》时， 我了解到了我父亲经历过的战争的详情：一场走向死亡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男人们如果有机会得到参战的机会都算是非常幸运的，妇女儿童则成百万地死去，都是像我一样的儿童。是该长大的时候了，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读真实的东西，我现在还这样，但我的这个习惯却始于阅读虚假的东西。”
对儿童来说，阅读的全部秘密就是“让你在享受阅读的同时也养成阅读的习惯，然后再去读一些艰难的东西”，哪怕起点是所谓垃圾读物，哪怕你无法想象道路前方会有什么。漫长岁月的际遇会持续塑造一个人，保持正常的思考和共情能力需要不断的努力。而一个真正的“读者”，总有一天会遇到真实的东西，当他将严肃的、批判的内容输入作为自己生活必需的一部分，就不会再任由大环境随意揉捏。